人物简介：刘社在, 马来西亚归侨,生于1906年。1953年4月回国定居，1956年起，当选为中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至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1991年获中国侨联颁授荣誉证书。

　　归侨刘社在去世整整20年了。20年前的1994年11月13日，在他刚过完88岁生日的几天后，便因病在家中去世了。在他病中，侨办和侨联曾多次派员去探望他。

　　刘社在又名刘在，他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归侨。

　　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得以恢复，归侨和侨联工作者都以满腔热情支持侨务工作的开展。那时，县侨务办公室和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的人手很少，社在伯见我们忙，就主动到办公室来，或反映侨情，或研究工作，或参加会议，每次都是从溪角步行而来。看到70多岁的老人家从五六公里外的村子里走过来，我们心里老是过意不去，他却笑着说：“没关系，在‘马拉’肩挑卖布，惯了。” 2006年，我随孙中山先生的曾侄孙到马来亚怡保去寻找孙中山革命足迹，看到那些村道、小镇，森林、矿山，我设想过社在伯70多年前在这个地方谋生的情景：一个20多岁的中山农夫，肩上托着重重的布料，走街穿巷，过林子，爬矿山，兜揽着只得些微利的小生意。试问，没有坚韧的意志 ，耐劳的精神，行吗？

　　社在伯很健谈，我很喜欢与他说话，往往是清水一杯，谈完工作，也讲些“马拉华侨”的故事给我听，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过，“孙中山有个老婆在怡保住过，后来让孙科接回中国了”。那时我不以为意。果真，孙中山的革命伴侣陈粹芬就住在怡保。“倾偈”完毕，他又如是高高兴兴走路回溪角去，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甚至连午饭也没有招待过他一次。

　　在溪角，社在伯是村人皆称的大好人。我第一次骑自行车去找他，刚到村口，只一问，就有数人热情带我前往他的住处，领路的村人边带路边向我称赞社在伯，说他是热心人，是侨胞的贴心人。

　　1906年，社在伯在沙溪村出生。父亲刘庆祥婚后到马来西亚槟榔屿谋生，后再娶槟城一唐人女子为妻。社在为原配所生是长子，很早就随父亲到马来西亚谋生，他曾于1929至1934年，1940至1953年两段时间在马来西亚怡保、吉隆坡、槟榔屿等地经营布匹生意，从肩挑小贩到入室经商，生活渐渐殷实。

刘社在全家合影

　　怡保曾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策源地，华侨从人力、资源支持革命的不朽贡献，使社在伯深受教育。为追随孙中山先生爱国思想，他加入了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抗日救国团体，发动侨胞捐献救助祖国伤兵及难民，支持祖国抗战，号召青年华侨回祖国参军参战，打击侵略者。在怡保，他无比热情地投入为社会为侨胞服务中。怡保一带的隆都华侨，以经营布匹生意为多，大家相互间早有联络和组织活动。1941年，社在伯见许多中山先侨无主孤坟散落各处，便发起兴建新坟集中安葬，他的建议得到了乡亲赞同。乡人彭集川、方炳垣、杨棣、刘觐、阮建云、杨林、盛华赞等集资参与建坟，在众乡亲的支持下兴建总坟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为发扬中华文化之孝道精神，使后代子孙感念先辈劬劳，每年集合乡亲春秋二祭，慎终追远。因为对侨社的热心，他和阮建云、梁天开、盛华赞结下深厚友谊，结拜为兄弟。在他的带动下，霹雳中山同乡会于1952年成立时，那群乡贤纷纷响应加入，并成为同乡会中的骨干力量。1951年，社在伯在怡保号召同乡侨胞捐献飞机大炮，支持祖国抗美援朝战争。同年，他又鼓励大儿子棣凡投考军事学校，参加祖国国防建设。

　　在海外谋生期间，社在伯曾数度往返家乡。回乡期间，刘曾在南朗当过“伙头”，以维持家人生活。还参加过中山海外同志社工作，民国期间的中山县侨务工作受江门侨务局领导，社在伯常到江门为侨胞办理侨务。1941年，社在伯回乡携带全家到怡保生活，仍经营纱绸布匹生意。不料，这年的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侵略新加坡、马来西亚战争，华侨受到严重迫害，他被迫又携带家属返乡，然后独自返怡保。抗战期间，侨汇不通，幸得沙溪和风米机老板的接济，家人才得以维持生计。战后，社在伯返乡与家人团聚，还清所欠米机老板的债务，并在石岐置业收租，以维持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海外游子怀着对祖国美好前景的憧憬，纷纷回国参加建设，这深深地触动了社在伯。1953年4月，社在伯怀着对祖国，对家乡的眷恋，对家人的深爱，毅然回国，投身到祖国建设中。在家乡，他参加了农村合作化，耕田种地。我访问过云汉村退休医生刘君南先生，他还记得1958年大跃进时写诗歌比赛，当时云汉的村支部书记曾桂波曾有过一首打油诗，是这样描述社伯当时耕作情景的，诗曰：“华侨刘社在，回国无几内，耕田马路边，谷粒用艇载。”那时诗歌就写在农屋的墙上，村人都可以看到，刘医生对此印象特别深。

中山县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沙溪代表留念，前排右三为刘社在。

　　农村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是农村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长刘锡权是个文盲，想在乡里成立信用社，期间遇到了困难。社在伯不负众望，担任信用副主任职务，筹办组织信用社。信用社以“自愿、互助合作，民主管理”为原则，筹集资金，帮助农民更好地开展生产和生活。社在伯按照国家政策，逐家逐户上门宣传，动员村人加入。那时股金是3元一股，在社在伯的努力下，筹集了信用资金八九千元，把信用社开办起来了。为了发展信用社，社在伯拿出了一部份资金，到高州购买了几百只猪苗和牛仔，高州偏远，价格较顺德等地便宜好几倍。猪苗和牛仔按购进价贷给农民饲养，猪苗是七八元一只，穷困的村民养猪，稍富的养牛。有困难的不能拿出钱的，可以先领养，到卖了再还本金。猪养大可卖一百几十，牛仔养大可卖一千几百。那个时节，农民在生产队的工分只有两三毛钱一日，刘医生告诉我，1973年的时候，他们一家4个劳动力，到年尾分配时，除了还口粮等等，只分得8元多。村里仅有一户存款才3千元，已算是最大的存款户了。所以一百几十，一千几百，对当时的农民来说，真是一个很巨大的数目。养牛的农户虽然辛苦一点，但收获大，卖可变钱，不卖的可用来耕田，还可代耕收工价。社在伯所办的信用合作社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生活、生产的大问题，村民们都说，社在伯是在帮大家挖井取水呵！

　　到了还款给信用社的时候，社在伯又逐家逐户去了解各户的还款能力。协助困难户还贷，有个时期，信用社还对特别困难的，实行废债，信用社从实际上帮助了农民。信用社还有派送侨汇工作任务，社在伯就像在“马拉”卖布走街串巷那般，不管风吹雨打，穿着他那套唐装衫、布鞋，奔走在沙溪区各乡村，及时将侨汇送到各家各户。通过派送侨汇，他了解侨胞侨眷情况，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华侨政策，侨胞侨眷也把他当作亲人，遇到各种困难都会向他反映。村人信任他，把他选上担任民政主任、侨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在任职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务，通过有关部门，及时为侨胞侨眷排忧解难。

　　沙溪各村乡的侨胞都知道社在伯是个大好人，是侨胞的知心人，求他办事，只要合情合理，社在伯都会办到。有的单家独户（孤独鳏寡者），遇到的困难多，甚至连执漏整屋，社在伯都会亲自动手去帮助。社在的孙子刘伟生说，他从小就跟着爷爷通街走，未见过爷爷闲过在家的。有一次，社在伯在路上遇到一农妇拿着母鸡去卖，社在伯问农妇，为什么要卖鸡乸，农妇说，穷，没钱。社在伯说，不能卖，鸡乸用来生蛋。并立即赶回家拿钱借给农妇。数十年来，该农妇都深深感激社在伯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过她。社在伯去世后，农妇一定要亲自为社在伯更衣入殓，表示感激之情。

云汉学校新校落成留影，左起第三人为刘社在。

　　1953年，中山县根据国家关于华侨回国投资政策，时任中山县副县长的秘鲁归侨伍少庭发动归侨组织华侨投资公司，刚回国的社在伯，积极响应，在伍副县长的领导下，参加了广东省华侨投资公司以及中山华侨纸厂的筹建工作。社在到沙溪各乡村发动侨眷参加，当时是200元一股。在华侨、侨眷的积极参予投资股份下，中山华侨纸厂于1956年开始筹建，1962年正式投产。

　　刘社在曾当选中山县第二届至第六届人大代表， 1956年，他当选为中山县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并在此职位上连任至第七届。还当选过县模范军属，沙溪镇人大代表，连任沙溪镇侨联会主席、名誉主席，云汉村侨联会主席等职。1981年，他加入致公党。

　　回国几十年来，社在伯也遇到过让他痛心的事。“四清”运动，他被“落水”，是运动对象；“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因为有在“马拉”加入中国国民党的经历，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把他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属于18种人之一，连他在省侨办工作的妹夫也受到牵连。逼得他把保留多年的，在马来亚工作期间得到的嘉奖证书、革命元老蔡元培赠送的提词、书画，同乡会奖给的孙中山与宋庆龄合照等许多有纪念意义东西付之一炬。痛苦的经历虽然不堪回首，但华侨爱国爱乡的精神永存。社在伯没有气馁，仍如既往，倾心于侨务工作，倾心于家乡事业。“文革”刚刚结束，社在伯就行动起来，为家乡做实事。1977年，他目睹村容破败，街道清理只靠几个“四类分子”，用几把破扫帚，4 部手推车，清扫垃圾。村里卫生脏乱。于是就落户发动捐资购置胶轮车，当时每部胶轮车是150多元，相当一个教师三四个月工资。上述的刘医生父亲刘贺珍是退休教师，他对社在伯的行动很支持，一个人就捐了一辆胶轮车，其他的，有两人合捐，有数人合捐，最后把垃圾车捐齐，社在又安排人员清扫街道，分配了十几位村人，将村子分为4个片区，责任到人。这在中山全县的农村，真绝无仅有，创为先例。

　　1979年，当他听到华侨中学复办时，就特别高兴。这所由归侨陈茂垣发动归侨兴办的学校，曾经有过社在伯的一份心血，当年陈老先生筹款办校，社在就和陈伯一起战斗过，发动侨眷捐资捐物，是华侨中学创办人之一。就像当年一样，社在伯仍是到处宣传，发动侨亲，继续支持侨中复办，华侨中学聘请了他为学校董事会顾问。

华侨中学聘书

　　笔者曾陪他到“侨中”“视察”，看到“侨中”校舍重建，社在伯又联想到自己家乡的学校——云汉小学。原属溪角小学的云汉小学于1968年分出，择村中于求是学校旧址办校。到了80年代，学校已不适应教学需要。社在伯在侨中复办的鼓舞下，又积极建议重修云汉小学，并成立建校委员会筹办重建工作，他积极发动侨胞捐资。受社在伯的鼓动，华侨和港澳乡亲为筹建云汉学校新校舍投入了巨大热情，先后捐资达56万元，并将新校址重新选于坎头基凤岭北。1984年2月，建校委员会还接受了两位旅美乡亲的遗嘱捐赠，侨工刘北遗嘱将其身后仅存的400美元捐给家乡建校；刘照扬遗嘱家人将在乡间祖屋献给学校，据说这两屋时值16000元。1993年，村里还拨款20万元，为学校修建了运动场。学校还设立的教育基金，奖教奖学。云汉学校的校名是由革命前辈欧初先生题写的。这些都与社在伯积极做好发动工作大有关系。

　　社在伯的子女受父亲爱国精神影响，对家乡事业十分关心。长子棣凡军校毕业后，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工作，后在中山市拆船公司任经理。他对社在伯的工作很支持，那时建设学校，碰到很多困难，华侨捐赠的物资要兑换建筑费，很多都是由棣凡去处理，父子俩出钱出力，义务出差，分文不收，清廉公正，赢得了村人的信任和敬重。

1991年2月2日，全国侨联向刘社在颁授荣誉证书，表彰这位爱国华侨的贡献。

　　作者为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副主编。曾主编出版《中山市华侨志》、《孙中山与香山华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