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伍文波 ，男，缅甸归侨，祖籍广东顺德。1924年出生于缅甸仰光，1930年回国，1949年12月任乾务大海环农民协会副主任，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2年调县财办，1976年9月任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行长，1979年10月兼任农业银行中山县支行行长，1984年1月兼任中国工商银行中山县支行行长，1988年退休，同年10月被返聘为广东发展银行中山分行总经理。1950年7月17日，出席中山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1984年获全国授予“金融劳动模范”称号。

在中山侨界，有一位喜爱唱咸水歌的侨友，高堂歌、大缯歌、姑妹歌他均能唱上好几首，常博得侨众的满堂喝彩。他，就是中山市原市长汤炳权所称的中山“五行之首”伍文波。伍文波在中山银行系统工作近20年，曾身兼数间银行的行长，任内帮助市多家大型企业融资贷款，解决企业扩容增产。1984年获中国人民银行授予“全国金融劳动模范”称号。可咸水歌与伍文波的金融事业怎么搭上边呢？这得从伍文波那段颠沛流离、食不裹腹的少年经历说起。

苦涩童年

1924年，伍文波出生在缅甸仰光一个华侨家庭，伍文波排行第二，上有姐下有两个弟，父亲黄买在长兴板厂当木匠。该公司在缅甸也算个小有名气的企业，最辉煌的业绩是承接了当地两幢建筑的建造及材料供应，赚了第一桶金，雇主黄老板是开平桥溪乡庙背村老乡。1930年，缅甸发生反印度人的暴动，暴动影响了华人的工作生活，长兴板厂被迫关闭，无奈之下，黄买一家六口（其中伍文波最小的弟弟还在妈妈的肚里）于当年年底从缅甸仰光经香港回到爷爷的老家广东开平桥溪乡庙背村。

其实，伍文波的爷爷原本不姓黄而姓伍，只因7岁时家乡顺德闹饥荒，被迫卖到开平桥溪乡庙背村黄姓家，因此改姓黄。后在庙背村娶妻生下伍文波的父亲黄买。伍文波的爷爷青年时与乡人到荷兰的一个殖民地——南非谋生，爷爷去世后伍文波的父亲离开南非迁移到缅甸谋生。

带着孩子平安回到开平桥溪乡庙背村后，伍文波父母心中的恐惧才算平静下来，缅甸暴动的情景让他们心有余悸，毕竟小孩是无辜的，一家团聚才是最大的幸福。命虽已保，可接下来是如何生存的问题了。黄买虽是个木匠，可它毕竟是个技术活，在缅甸时凭着自己的努力打拼以及老乡的关照，日子过得还是很宽裕的。如今落脚穷乡僻壤，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木匠技术几乎无用武之地，而妻子又快要临盆生育。此情此景，夫妇俩再度陷入彷徨之中。后幸得族人的帮助，临时寄居于一旁亲家中。

放下身段，抛开世俗观念，是摆在他们面前必须逾越的一道坎。回国后不久，最小的孩子出世，从缅甸带回的些许积蓄此时也所剩无几。没任何耕作经验的黄买只能卷起裤脚，走进田间替人耕地。做农民真苦，每天须起早贪黑、顶着烈日劳作，如遇到干旱或水涝，收成就更少，而得来的收获还得大部分上交给佃农。每年农历二月至四月最难熬，上年收成的粮食已基本吃完，而“耕本”（即来年租用耕地所需的口粮）却还没分派到手，农民通常靠那些“耕本”外加些杂粮、野菜之类来维持初春时期的口粮。农历二月开始，大家就很少有米吃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四月初，那时“小春”作物如土豆、野菜就上来了。家家户户就到田间或山上找野菜。“记得那时，我经常跟着姐姐和妈妈到田间、山上摘野果挖野菜，什么秋葵、薄荷、紫背天葵、蕨菜、荠菜种类不少。大家还把薄荷揉烂擦在手脚上驱蚊。总之，山上有很多可以吃的东西。很庆幸，靠着这些野果野菜，乡亲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艰难岁月”伍文波回忆说。

在开平桥溪乡庙背村辛勤劳作一年后，黄买感到力不从心，前途渺茫，在这样一个穷乡僻壤，面对如此贫瘠的土地，以自己能力是无法抚养好四个子女。俗话说：上帝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会为你打开另一扇窗。此时，黄买想起在顺德的伯伯和叔叔，在缅甸时他们曾有书信往来并了解到祖籍地顺德的一些情况。顺德自20年代起，蚕丝业非常兴旺，被誉为“南国丝都”和“广东银行”，人民的生活相对富裕安稳。

1932年初，伍文波随父母回到了祖籍地顺德。此后，伍文波的父亲就做回自己的老本行——木匠，每天挑着担子，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给人修葺家具、房屋。而母亲则给种桑大户采桑叶。有了收入，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保障。同年，父母就把伍文波送到顺德县第五小学读书。该学校由一祠堂改建而成，是伍氏宗亲筹钱为宗族子弟提供免费教育的场所。在校读书的4年，是伍文波童年最快乐，生活最安稳的日子。每天背着书包与同龄的孩子一起上学，一起玩耍，回家有饭吃。因为识字，伍文波从小就协助父亲记账并从父亲那学会了打珠算。

可好境不长，1935年的某一天早上，伍文波和其他小朋友象往常一样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可在校门口石椅上坐了许久校门始终不开，后来才得知校董伍少棉亏空公款跑路了，学校没钱给老师支付工资，被迫关门。没书读的伍文波只好回家跟妈妈到田里给养蚕种桑大户采桑叶。没务过农的妈妈带着年仅12岁的伍文波每天要采集百多斤的桑叶。为了让蚕长得快，桑叶要求在早上采摘，因为早上桑叶的水分多蚕宝宝喜爱吃。为了更多更快地采摘桑叶，伍文波细小的掌心常被树枝划破。“我十几岁就挑着近百斤的担子在又湿又滑的田埂上行走，苦啊，初时常摔倒在田埂下”伍文波无奈地说。

30年代中期，受世界经济大萧条和日军侵华接连冲击，盛极一时的顺德经济开始走下坡。生产的丝绸无法有效畅通地运出去，特别是日本飞机常选择人口密集的墟镇投炸弹，炸毁了顺德陈村丝绸市场，顺德经济一落千丈，民不聊生。伍文波和母亲相继失去了工作，而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里，哪有人还有心思去修葺房屋呢，大家都在想着逃命，因此伍文波父亲的工作也是时有时停。1938年10月，日军入侵顺德，时局动荡，人民恐慌。为了糊口，待时局稍为缓和，伍文波到一家叫“生和泰”的商铺做杂工，负责挑水搞卫生。“看见我歪着脖子挑着比自己身躯还要粗的大水桶，烧水煮饭的大妈都说我命苦”伍文波说。

随着日军南侵步伐加快，顺德的饥荒更加严重，1940年上旬伍文波的父亲因没粮充饥而饿死。稍后，姐姐被媒婆带到斗门白蕉乡赖家村一赖姓人家作媳妇。1941年，饥荒持续，人人自保，“生和泰”雇主为照顾自己的亲属，解雇了伍文波。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去世，姐姐出嫁，伍文波失业，全家的经济状况马上陷入困境，一家人每天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无奈之下，为了活命，母亲把两位弟弟分别卖到斗门灯笼沙李胜枝家和澳门渔民何福家。解放后伍文波曾到珠海斗门一带寻找当年卖给何福家的弟弟，但当地政府均表示已多年没见过何家的渔船了。后据当地渔民反映，1942年日本侵占香港期间曾在伶仃洋海域炸沉了百多艘渔船，伍文波的弟弟也许当时已遇难了。

战乱让人痛失家园、战乱让人妻离子散。为离开那伤心之地，1941年中旬，伍文波与母亲随身带着几件衣服，离开顺德，漫无目的地一路南行逃荒。母子俩风餐露宿，走走停停，也不知走了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一个万籁俱静，明月当空的夜晚，母子俩的脚步被面前的一条河挡住去路。月夜下，看见前方有座低矮房子的门缝漏出来光点。走近一看，原来是渡头边的一座小庙，庙里坐着一位渡夫在等过渡的乘客。看看天色已晚，母子俩征得渡夫的同意，就在庙里留宿，交谈中才得知他们已来到中山八区斗门灯笼沙乡，彼时已是农历八月中旬。灯笼沙位于昔日中山斗门区白蕉镇，是围垦大沙田地区，这里的人大部分以出海打渔为生，被称之为水上人家或渔民，又称之为“疍家人”，水上人家民风纯朴，喜爱唱咸水歌。

此时的中山八区仍受国民党军阀和地方武装控制。社会生产力相当落后，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常受台风水涝影响，贫雇农租田耕种，春荒、秋荒无隔宿之粮，严冬时节，饥寒交迫的农民依然穿着单薄而又破烂的衣衫。那时斗门的土地多为地主占有，把持收租，广大农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与当地群众接触后，母子俩发现这里民风淳朴，人民热情好客，遂决定落脚当地。他们向地主租了25亩在大海环的农田，收获按三七分成，地主占七成，伍文波家占三成。母子俩起早贪黑，辛苦劳动，但由于技术、环境等原因，当时亩产不到二百多斤，辛劳了一年母子俩把耕种的稻谷收割、晾晒，最后还得挑到地主家交粮，贪得无厌的地主在收粮时还用“压秤头”等欺诈手段来剥削农民。访谈中伍文波竖起自己左手小手指说：农忙时我一个人一个早上割3到4亩的稻田，这手指的伤口就是当年不小心割到的。母子俩靠着仅剩余的些许粮食艰难地度日。日子安稳后，母亲四处打听嫁到灯笼沙姐姐的下落。1943年，姐姐因身体不好和受不了婆家的不公对待，就回到娘家。但没过半年就因病无钱医治而去世。1947年，当年卖到斗门灯笼沙李胜枝家的弟弟回来团聚。1949年4月，经人介绍伍文波认识也是逃荒到斗门的妻子。

翻身做主人

1949年11月4日，中山八区全境解放。1950年1月，中山八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区政府驻乾务，赵明任区长，周挺任副区长。为支援前线区政府成立了筹粮工作队，队员30人。接着，全区各人民团体也组织起来。其中，八区农民协会负责人为黄鼎立。勤快老实、曾读过4年书，又会计算的伍文波，在当地青年中人可称得上“知识分子”，自然是新政府需要团结的青年。1949年12月中旬，乾务乡人民政府派工作队与伍文波、郭安、吴松江、陈北根、梁亮等5位村民开会，会议决定成立乾务大海环农民协会（简称农会），郭安为主任，伍文波为副主任。农会主要工作是组织生产，向农民传达、宣传政府的政策和意图，收集和反映农民的呼声和要求。

从此翻身做主人，当上农会副主任的伍文波工作热情、工作干劲十足，可刚解放的八区，面临很多的问题和困难。海南岛以及西南许多地方尚未解放，支前的任务很艰巨。区内的阶级斗争依然复杂严峻，社会治安尚未稳定，盘踞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残余势力负隅顽抗。他们同当地恶霸势力及惯匪相互勾结，伺机报复，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广大农民还没有真正从封建制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经济方面，区内几乎没工业，农田水利设施落后，围堤破烂不堪，农作物靠自然大排大灌。农业耕作技术落后，除少数民田区种植两造水稻外，大部分水田都是种植单造，单位面积产量不高，抗灾能力低下，加上经常发生台风、海潮、洪灾、咸潮、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很多年份颗粒无收。

1950年春夏间，中山县出现灾荒，受灾荒威胁的有10161户、8.3万人，约占全县人口的10%，八区是重灾区。在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各地都掀起了生产自救高潮，各乡村相继成立生产队，开展副业生产，组织人力集体上山砍柴烧炭，挖薯莨；沿海沙田地区则普遍组织打鱼、捉虾、割咸草等，做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同时发动各阶层人民进行社会救济，在墟镇工商界、机关、部队、学校中纷纷实行节食捐献，每天每人节食2两米支援群众度荒。伍文波所在的农会积极配合区委、区政府执行中山县委、县人民政府救灾度荒的措施，依靠珠江专署下拨的救济粮、救济款，对灾荒的农民分发救济物品，解决群众的生活困难，密切了党群关系。

为了解民情更好地发挥农会的作用，伍文波与同事经常走访农民的家，有时一个多星期都不回家，与农民同吃同住，他们走街串巷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收集民意，组织农民修围堤促生产。1950年4月25日，中山县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石岐召开，伍文波是与会408名农民代表的一员。会议主要内容是：开展春耕度荒、减租减息，发放农贷，发动生产自救与社会互助运动，清匪反霸，整编乡村自卫武装，武装基本群众，减租退租，完成征粮购粮任务，支援前线，扶助正当工商业，加强税收工作等。县长谭桂明、县委书记林川、驻军曾司令分别在会上作了报告。随后，中山县第八区也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集中商讨执行中山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精神，完成上级下达各项工作任务问题。

当务之急最紧要的工作就是发动群众为前线征粮，开展减租退押、清理公尝运动以及开展生产自救。为确保工作的顺利开展，两广纵队五团长刘培派了50位解放军工作队，区政府也派了些干部参与，在乾务农会的的牵头带领下，成立评议组，调查组，组织退租委员会，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地主、富农减租减息，并集体向地主讨回1949年下造的稻谷。确定了工作思路，工作队决定召开村民大会，每户耕农派一个代表参加。大会向村民介绍征粮及“二五减租退押”工作，目的是向地主取回多收取的租金，保障农民生活。这一政策的实施，深受广大贫苦人家的欢迎，但难度也很大，愿意交的贫困户又没有粮食，有粮食的富裕户都把粮食藏了不愿意交。如何向富农和地主讨回1949年下造的稻谷和退回多收的租金，的确是个难题。当时农会组织200个农户，20人一组与工作队人员一起，挨家挨户进入地主、富农家，工作队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耐心地向他们宣传国家政策方针，当天就退了十几万斤稻谷。据统计到1950年11月18日止，全区没收地主恶霸的稻谷176万斤，清算果实稻谷3.93万斤，减租退租稻谷150.6万斤，黄金36572钱，旧币3635277元，港币5443元，美金50元，废除债谷5000斤。

由于伍文波工作积极，成绩突出，1950年7月17日，被推荐出席在石岐召开的中山县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并与谭桂明、林川、苏翰彦、李孔政、谢月香（女）等当选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成员。会议内容以夏收、夏种、夏减、夏征为中心，结合生产救灾、防洪抢险等工作，县长谭桂明作《三个月来政府工作报告》。

1952年1月19日，八区第六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宣布实行土地改革。地主家的地都被没收，富裕中农家多少征收点。分土地的标准就是将没收、征收来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人。一般佃农原来耕种的就直接分给他，家里人口多土地就多分，人口少就少分。由于土改前已进行了查田定产、划定成分等工作，因此分地很顺利。那时候，老百姓非常渴望土地。有了地的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家工作上心，家家户户忙着给自家的地增肥。如各家各户都储存粪便来肥田；二是冬天也整地，过去到了冬天，农民们基本不干农活。土改后，冬天大家也下地做些田埂、围堤修补的活。有条件的家庭都养起了猪、鸡还有鸭，这样肥田的材料也多了，农业生产就提高了。“解放后人民当家作主，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我们一家6口人分到39亩地，原来亩产百斤只得三十，现在百斤都是自己，不用挨饿了。斗门临海，闲暇出海捕渔、捕虾，家家户户门前都晒着一串串香香飘飘的鱼干。人民高兴得连连称赞共产党”有饭吃不挨饿——直白朴实的话语，道出了老一辈共产党员优秀品格。谈到这，伍文波老人用中山地方民俗咸水歌来表达他那辈人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竹树开花根连根，葵花结籽 籽成群，万众一心跟党走，人民爱党党爱民….

伍文波在农会工作期间还积极带领农民干部修建水利堤坝，防洪防涝。多年的农村工作经验让他掌握了丰富农田水利知识，同时也让他与沙田地区的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咸水歌，也是在工作生活中接触和喜欢上的。1953年3月1日，中山县第八区供销合作社成立，程连沛任主任，社址在乾务。由于乾务是大沙田地区，每年都需要大量的木杉来固围堤，筑水道，做水闸等。程连沛1952年在大海环搞土改时认识伍文波，因此他向组织要求把伍文波调到供销社协助工作。

1958年8月，副县长李斌到斗门大公社检查工作，伍文波负责汇报工作并陪同下乡检查。由于伍文波在斗门工作时间长，熟悉当地情况，又因少年在顺德长大，斗门、顺德语言相近，在伍文波的协助下李斌的检查进展顺利。工作结束后李斌交待县商业局许基副局长把伍文波调中山县商业局计划股，负责生产资料采购、供给等。1962年，伍文波调县财办，搞业务。

1968年1月19日，中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第二天伍文波接到革委会通知要求必须21日前到革委会生产组上班，办公地址在现在的市博物馆，主要工作还是搞业务。为响应“备战备荒”，各地每年都有征收余粮的任务。1968年，中山原负责征收3亿4千万斤谷，可后来又接到增加6千万斤稻谷任务。当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农业生产相对滞后，征粮工作很困难，生产组想了些办法，基本完成任务。“这工作让我收获最大的不是完成任务后的喜悦，而是工作过程中的历练和感悟”老人略有所思地说。

接任行长

1976年9月，原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简称中山人行）行长郭春松离任，市委常委召开会议讨论接任人选。此时伍文波刚在大涌参加完第三批党的路线教育运动，在工农兵剧场参加总结会议。会后刘政委（刘文耀）告诉伍文波说市常委会已讨论决定调你接任中山人行行长职位。接受了组织的安排，第二天伍文波就到金融系统工作，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项挑战和经历。

1976年10月6日，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十年浩劫，社会动乱，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经济管理体制僵化。1978年12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明确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揭开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序幕。为适应金融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央先后对银行系统进行了多次的调整，这期间伍文波积极配合，主动作为：一是1979年10月恢复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中山县支行一分为三，分设为人行中山县支行、农行中山县支行、中行中山县支行，各自直属佛山地区中心支行领导。人行中山县支行行长为伍文波，副行长为黄子良、陈广胜。农业银行行长由人行行长伍文波兼任；二是1983年9月，国务院作出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并组建中国工商银行。这项决定，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政企职责分离的开始。1984年1月1日工行中山县支行与人行中山县支行采取一套人员、两套帐、分挂招牌、统一核算。同时实行专业银行向人行中山县支行缴存存款准备金以及全国联行往来汇差划转人行管理的做法；三是1988年4月l5日中山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交通银行筹备小组，组长由副市长简庆华兼任，副组长有财办主任范国臣，人行行长伍文波；四是1988年4月15日中山市人民政府正式成立“筹备小组”，负责广东发展银行中山分行和交通银行中山支行的组建工作，组长由副市长简庆华兼任，副组长有财办主任范国臣，人行行长伍文波（兼办公室主任）。1988年10月13日，广东发展银行中山分行成立，聘任伍文波为总经理。

面对社会变革，如何适应时代发展，多为政府分忧，多为社会经济服务，是伍文波想得最多的问题。80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中山利用毗邻港澳和侨乡的优势，大量引进侨资企业，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六，有广东经济“四小虎”美誉。俗话说，路通财通，可人民大桥到华佗庙路段却坑坑洼洼，与中山的经济总量有着极大的反差，给群众出行带来极大不便，反映比较强烈。市委招集相关部门会议商讨解决，此时适逢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正在执行宏观经济管理，加上当年中山财政赤字，一时拿不出资金来起运修路工程，在焦灼和无果的情况下，有人建议通知人民银行伍文波行长过来参会，共同商讨解决方案。接到电话通知的伍文波骑着自行车飞快地来到会场，经了解，伍文波建议：一、由于该路段是一项民生工程，无收益，银行是有偿服务单位，因此不能借银行的钱去办；二、市房管所是经济实体，由市房管所出面向中山人行贷款40万，市财政局作担保。伍文波的建议得到在场领导的认可，原先似乎一时无法解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改革开放初期，中山的电力供给能力非常有限，当时中山每日的用电量是280万度，但省电力局给中山的只有70万度，所以当年中山城区常出现片区停电，电力只够满足基本的民用，而企业用电却常出现“拉闸”断电现象。引进来的外资或侨资企业无法正常生产，如不能尽快解决，引来的企业可能会搬走，给中山带来经济和名誉上的损失。为解决中山电力问题，中山市电力开发公司计划从法国购进一台发电机组，可当年国内的外汇储备是有限的，要用外汇得向中央或省级部门申请配额。为了给政府分忧，给企业解决外汇担保，解决中山电力问题，伍文波向省发展银行行长伍池新反映中山情况并希望总行支持在中山发行电力债券。同时为了解决购置发电设备所需外币1200万美元，伍文波亲自跑到北京与外汇租赁公司商讨，请其代为出资购买法国的发电设备。在得到省行的同意下，中山发展银行以担保单位名誉正式与北京外汇租赁公司签订购置协议。其后，伍文波又先后协助中山市电力开发公司作了两次建电厂的担保，共计保金为3100万美元。当年曾参与把法国购买回来的发电机组从中山港码头搬运到中山市电力开发公司厂址的陈建华回忆说，该机组重75吨，从中山港到石岐我们需临时搭建了两座临时钢桥用让运输车通过，共花了65万元的搬运费。伍文波为先后为中山四家火力发电厂解决融资问题，为解决中山生活生产用电作了实实在在的工作，得到市领导的信任。

电力解决了，可接下来企业又反映中山的通讯设备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中山电讯局马上做出整改方案，并计划从法国引进一套价值500万美元的设备，可与多家银行协商寻找解决办法均无果。中山电讯局写了份报告给市政府希望给予解决，事后几天市政府与各银行负责人开工作例会，会上汤炳权市长罗列了当前急需解决的几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为中山电讯局筹500万美元设备款。汤市长话音刚落，伍文波即举手要求发言。汤市长问：“伍行长有何意见？”伍文波回答说：“我行已为中山电讯局解决了融资问题，现已签约下订单了。”听完伍文波的话，汤市长开心地笑了。原来电讯局找了几间大银行无果后，他们没有放弃，在向市政府反映情况的同时，也走访了成立不久的发展银行，伍文波热情接待，了解情况后马上向总行反映，并说明滞后的通讯设施影响中山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总行非常支持，同意给中山发展银行500万美元的外汇指标，中山的电讯设备就这样在伍文波的积极主动和热情服务中得以解决。

在金融系统工作近20年，伍文波还先后为中山市多家企业提供担保贷款，如：小榄镇永宁发电厂300万美元，市污水处理厂1000万美元，市华冠簿玻璃厂1030万美元、市陶瓷总厂170万美元、市威力集团公司148万美元、小榄印刷厂80万美元，为中山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时任中山市长的汤炳权常说：伍文波是政府系统里出来的人，他最了解政府的所需所盼，筹集资金上有问题可找伍文波协助解决。

1988年10月，已到退休年龄的伍文波被聘为广东发展银行中山分行的总经理。他继续发挥孺子牛精神，团结带领一个原本只有32名职工，注册资本金15000万元（实收资本金5300万元）的单位，发展到现今已有160多亿存款，600多人的知名银行。同样，伍文波非常关心照顾职工，在中山发展银行工作7年里，为解决职工住房问题，先后购置了63套房子和兴建有90套房子的建筑，优先分配给职工。对员工子女就业问题，有要求而又符合银行条件的，均给予优先照顾，对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也尽量帮助他们到其他单位安排。当年兴建的职工房竣工后，负责分配的同志让伍文波挑选，可伍文波却让给有困难的职工先分，自己至今还住在人行80年代分配的老房子里。曾经有个与人行有业务往来的单位得知伍文波还住在老房屋，主动带着设计好的图纸和材料上门为伍文波的房屋装修，可熟悉伍文波性格的妻子婉言谢绝，不愿开门让施工人员进门。

伍文波在广东发展银行中山分行一直工作到70岁（1995年）才退出工作岗位。退休后的伍文波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在家含饴弄孙或奔波于各种应酬场合的生活，他更多的时间是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静静地思考，慢慢地哼着他喜爱的咸水歌。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经历，许多事情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放飞思索，细心品味昨天的人和事，错与对，是与非，似乎都如此的不重要。

然而，在物欲膨胀，人心浮燥的当今社会，能坚守住自己内心一份平淡，对一位长年与财物打交道的人来说未免不是一种考验，它展现的是一种职业操守，更多的是守土有责的精神境界。

1984年伍文波获劳动模范称号

伍文波受聘为市侨联第九届委员会顾问

1955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湛江市召开工作会议

1987年参加中山市工业考察团在德国工厂考察

1992年10月与厦门建行协商融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