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蔡卓焕，男，印尼归侨，1936年1月20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丹绒芸林埠。跟随家人于1948年回到中山古镇镇七坊乡。1656年入伍，曾于1962年6月12日重返前线，直到1963年2月14日才正式退伍。回到中山古镇镇农村。曾任生产队长、乡干部、民兵营长等。

当年华渐逝时，回忆便成为最珍贵的财富。那一张张印记着成长与经历的照片、证件、与书信，尽管纸张泛黄，痕迹模糊，仍是串联起漫长人生的颗颗珍珠。

年近八旬的蔡卓焕，打开他随身携带的公文包，拿出一叠个人文件：出生证明、全家人在印尼的合影、华侨临时登记证和他年轻时的照片......而他最为珍视的乃是一张小小的退伍军人证明书，上面记载着他于1656年入伍，曾于1962年6月12日重返前线，直到1963年2月14日才正式退伍。蔡卓焕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批义务兵。他将人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一身橄榄绿，退伍之后，他又响应国家号召返回老家支援农村，无怨无悔。他如一颗螺丝钉，镶嵌在国家建设的巨大车轮中，随着时代默默前行。

印尼的童年时光 只剩下模糊的背影

“这上面写的是不是印尼文？”蔡卓焕看不懂自己的出生证明，反问我们。他只知道，自己于1936年1月20日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丹绒芸林埠。如今，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已成为一个淡淡的背影。他依稀记得，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范围就是一条短短的唐人街，那里的建筑皆是南洋风格的骑楼，犹如中山市孙文西路步行街。

    蔡卓焕是家中的老二，他出生那年，父亲蔡洪照已经五十岁了。他们家的生活并不富裕，蔡洪照是被“卖猪仔”而下南洋的，后来做过洗衣工，有了一点积蓄后，夫妻两人开了一家咖啡馆，可是好景不长。“我的母亲可能被当地土人下了降头，商店一开门，她便将东西送给别人，家里值钱的东西很快都没了。”

    降头术是流传于东南亚地区的一种巫术，被施法者将受到施法者的控制。谈起那个诡异的夜晚，蔡卓焕仍心有余悸。那天早上，家人煮了一锅米饭，吃剩半锅，晚上本来准备炒饭，结果发现锅里竟藏有五、六口寒光闪闪的银针！家人心惊胆战，不敢食用，便将米饭拿去喂狗，没想到狗吃了这饭后便倒地身亡了。从此，母亲的精神状况也开始变得不太稳定，总是将家中物品送给当地土人，咖啡屋很快便宣告破产。

    但见家中四面徒壁，生活难以为继，母亲病况难愈，乡亲便劝身为一家之主的蔡洪照，返回家乡或有转机。他们集资为这家人买了回程的船票。

    蔡卓焕的童年好友是一位在唐人街做小买卖的当地人。告别印度尼西亚前夕，这位没有子女的忘年交对蔡卓焕很是喜爱，曾经劝他留下来，但蔡卓焕仍是希望和家人一起，最终登上了驶往中国的客船。

    他们在海上足足航行了一个星期。第一次远洋旅行，蔡卓焕很是兴奋，却又不太适应而晕船。在船上，他和哥哥、妹妹三人以及襁褓中的弟弟没有多少嬉戏的时光，只觉大海上白浪滚滚，一望无际，而他们的未来一片茫然。

    也不知过了多久，远方出现了南中国的陆地，父亲紧绷的嘴角才有所舒缓。“很神奇，一上了香港岛，母亲的精神就好转许多。回到家乡后虽然仍有些恍惚，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她终于恢复正常了。”

家乡是什么样子？在印度尼西亚时， 蔡卓焕对此仍是一片空白。父母总是起早贪黑地工作，平时鲜少与他们谈论家乡的人与事。当他们第一次步入中山古镇镇的农村老家，但见一片荒芜。“当时到处都是烂渣渣。”那是百废待兴的1948年。

他的父亲蔡洪照在十四岁时便死了父亲，母亲随后改嫁，家中祖屋由远方亲戚打理。最初，三兄弟和妹妹都要到其他亲戚家借宿。幸好家中留存了一点薄田，让蔡卓焕的父母可以务农为生。他们在田边搭建起茅棚，披星戴月地劳作，一如既往地以勤劳的双手，托起这个家庭的明天。

少年时代，参军入伍圆梦青春

   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０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一部兵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

    1956年，正在家中务农的蔡卓焕获悉招兵信息，激动不已。参军，是他多年的梦想。早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学校读书期间，他便参与排练过《义勇军进行曲》的话剧，并学会了这首歌曲。每当他唱到最后“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脑海里便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群又一群的战士，前赴后继地英勇杀敌，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当时回国时，我便萌生了这样的想法，要是哪一天能够参军，那是多么威武的事情。”回到古镇镇七坊乡的乡村生活后，蔡卓焕也曾经和解放军一起跳过秧歌舞，对一身橄榄绿更加向往。

    此时，蔡家依靠种植蔬菜、橘子，养殖家猪、鱼塘等，生活条件大为好转。听说蔡卓焕有意参军，家里人也十分支持。当他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的欢送声告别家人时，心里荡漾的是好男儿志在远方的豪情万丈。

    在吴川的新兵营里，训练十分艰苦，有的战友因思乡而落泪，蔡卓焕却十分坚定于自己的理想。“在新兵营的三个月，给了我很多磨练，它让我身体更壮实，掌握了基本的当兵技术，也提高了政治觉悟。”作为一名步兵，蔡卓焕白天训练、下乡，晚上站岗巡逻，每月定期以家书问候家人，报个平安。日子过得简单而充实。“当时除了训练，就是休息，没有什么想法。”

    谈及吴川的军旅生活，蔡卓焕的脑海里满是温暖的回忆。“我们的军营靠着海边。有时候站岗，可看见日落日出。我们一个月六元生活费。有时星期日放假，战友之间就互相照相，相约一起上街走走。吴川给我最深刻的生活印象，就是当地人吃粥的习惯很特别，滚几下之后，就拿粥水泡茶饮。”

1958年，蔡卓焕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59年，为相应国家号召，服役期满的蔡卓焕又继续留在部队，此时他已是一名带领新兵的班长。他尽职尽责地将自己的所知倾囊相授，带着战士们建设营房，因工作突出，被评为积极分子。

重返前线，为了国家舍弃小家

    参军四年后，蔡卓焕才首次探亲回家。

   “那时感觉家乡变化很大。”那是1959年，适逢“大跃进”，乡亲们的生活很是艰苦，“都是吃番薯饭。”当地的人民公社对蔡卓焕返乡探亲很是重视，特意给他配给了每餐一斤半的口粮，村大队又给他送来一担番薯。他吃不完，便都分给了家人。久别重复，此时的蔡卓焕已褪去青涩，成为一名英武帅气的战士，父母对他的成长颇为欣慰。在这20天长假里，他也和儿时的青梅竹马订下婚约。可是，这对情投意合的恋人，直到1963年才结束鸿雁传情的日子。

   “1961年尾，我回家结婚又离开了。当时参加国防建设，不给带家属，大家只能通信来往。”蔡卓焕说。

    1960年，本该退伍的蔡卓焕响应国家号召，转业部队军工，前往电白县炼油厂炼油，其间担任共青团副书记。1961年，他又响应动员，前往乐昌县参与防空工程建设。“参加国防建设比在军营更辛苦。在乐昌，我们要在整个山上挖出大型的防空洞，随时都有塌方危险。”

    在此期间，蔡卓焕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递交入党申请后，组织调查了三年，才批准我入党。据说是要去印尼查历史。我是一名归侨子弟，在那个年代，要想入党也是很不容易的。”

    1962年，刚从工地回到驻地，蔡卓焕他们又接到了新的任务：“为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组织动员我们重返前线，而且是马上出发。”部队当场给他们发放新装，让他们换下仍沾着泥土的衣服寄回家中，一件不留。因为涉及国家机密，给家人的书信也不能多言，必须给连长过目后才能一起打包。“我当时就在一张纸条上写了‘现在国家需要，重返前线打蒋介石，不用挂念。’”随后，蔡卓焕一行坐车前往广州军区，领取枪支和手榴弹，次日便朝汕头出发。

     原来，当时传闻蒋介石准备在福建登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大量增援进驻福州军区。同时，为防止蒋介石将目标转向汕头，蔡卓焕他们也被安排在此待命，一旦开战，便向台湾进军。所幸，半年之后，“台海危机”便有所缓解。

     回想在汕头待命这半年，或许是那命运未卜的忐忑早已远去，蔡卓焕只是觉得“很开心”。因为，为了犒劳他们，当地人准备了许多慰问演出，还给他们发来午餐肉、果汁罐头等。这在当年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可谓难得的佳肴。蔡卓焕将吃不完的罐头都寄回家中。当被问及当时是否想念家人，他淡然道：“想不来，随机应变吧。”一天，家书来告：他的女儿已出生一年多了！这位新任爸爸欢喜不已，对家人的牵挂又增添了一分。半年后回到家中，他的女儿已经将近两岁。“第一次见到我，我想抱抱，她都害怕。后来慢慢哄她，才与我熟悉。”

回到农村，经历特殊年代的动荡  

    对于回到农村，蔡卓焕心里不是没有一丝波澜。

当“台海危机”结束，撤回部队后，他和战友们回到广州军区，便接到了支持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当时，也有人在军区招待所赖了一个月，认为大战打不死就返回农村，有失身份。他们更希望能被安排到单位。”蔡卓焕说。许多年后的一天，他重返乐昌县访友，没想到故友重逢，在当地百货公司遇见了他们，得知他们最终被安排在此工作。“”

而当年的那个时刻，身为党员的蔡卓焕心念着自己要做好带头模范作用，毅然回到自己的家乡务农。对此，与他同归的同乡事后偶有埋怨：“要不是你当年整天说要走，我们也可能分配到乐昌县呢。”

“不过，我也不羡慕他们。我觉得自己现在挺好的。”蔡卓焕微微一笑道，仿佛当年不曾经历过那人生的低谷。

     1963年3月退伍回到家乡农村后，蔡卓焕被推荐担任生产队长，1964年又被选为乡干部，并担任过民兵营长，一直到1981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山农村，与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也经历了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的冲击。在担任民兵营长期间，蔡卓焕也遭到了诬告。

因为当时生产大队管辖了托儿所、建筑队、水利、粮仓等多个单位。管的事情多了，麻烦也多了。“管粮仓时，他们说我偷米，要我在群众大会上坦白，我自己问心无悔，我说自己什么都没做过。”蔡卓焕说，“不过，我们这边还比较温和，都是文斗。”厌倦了一次又一次的被批斗，蔡卓焕向上级领导打了申请报告，希望离开农村，卸下领导职务，去单位做个普通职员，可是并没有得到批准。

在他受审的大半个月期间，一天深夜，家中忽然遭到红卫兵的突击搜查，“他们看我家里有无金器和值钱的东西。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那些人才走了，刚好对面办喜事，鞭炮声声，那些红卫兵以为是我烧的，第二天又把我带去大队部审问，说我，你昨晚很高兴，刚检查完，就去烧鞭炮。我说，你自己去了解一下。”

“自己本来想为祖国做些什么，也会如此遭遇，当时心情很不好。”最让蔡卓焕感到苦闷的是“因为红卫兵的捣乱，日常工作难做。”为此，“有什么可以解决的，我就尽力而为，不能解决的就反映上去。”

惊涛骇浪之后，人生终归平淡

1982年，珠江三角洲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被“下放”多时的蔡卓焕也终于找到了新的事业方向。他和三位朋友，在广东省斗门县横山合伙承包了一家机砖厂，由蔡卓焕担任厂长。

可是，天有不测之风云，这个厂子只维系了一年就宣告倒闭，这一切皆因两场突如其来的台风。那时尚未有台风预警信号，他们只是靠肉眼看天时。等一阵令人心惊肉跳的狂风骤雨过后，当他们来到存放成品的大棚时，每个人都说不出话来：那里是一地的狼藉，成品砖全部被打烂了。“我们每人亏本了一万多元。”

创业致富的美梦打了水漂，蔡卓焕还因此欠下一大笔债务。为了还债，他又不得不重新务农，养鸡养鸭，经营鱼塘。让他感激不尽的是，在这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妻子不离不弃，一直默默地给予他辅助。“当时，有三五个打工仔从横山坐车来上门找我好几次，我老婆都好声好气地给予接待，为他们提供食宿，毕竟是我们欠了人钱。”最后，一家人东凑西借，辛勤劳作了一两年，才将债务还清。

尽管年近半百，蔡卓焕却没有闲下来。1987年，为了营生，51岁的他又和女婿一起开起了蜂窝煤厂。每天，他踩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地去送煤饼。“一车有400个煤饼，差不多四百斤重。”他那吃苦耐劳的妻子也跟着他下厂打煤、帮他推车上坡。寒来暑往的卖煤翁生涯一直持续了七年。

1994年的一日，汗流浃背的蔡卓焕在卖煤途中遇见旧识，一位镇干部。“我当时忍不住向他抱怨了几句，当年打锣打鼓地送我们去参军，现在回来看也不看我们了。”得知蔡卓焕的境况，对方随后介绍他去古镇医院做保安。”虽然收入比卖煤时要少，但没有那么累，而且，如果煤的质量若不好，会遭遇退货。都是街坊生意，你得有责任心的。”

 医院的保安工作需要三班倒，年过六旬之后，蔡卓焕逐渐体力不支。医院考虑到他年事已高，将他辞退。但蔡卓焕依然希望能够发挥余热。2002年，他又转去七坊中心小学继续当保安。这份工作他来说不算太过劳累，因为学校放学之后，他和同事便可关门休息。直到一天晚上，学校遭遇失窃事件，被小偷潜入后门，偷去十几台电脑。虽然失物最终被追回，但蔡卓焕也不得不服老了，最终在2005年回家颐养天年。2015年9月，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身为优抚退伍军人的蔡卓焕也受邀前往省第二荣军医院疗养，这让他颇为自豪。

“当兵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过以后会做什么。”蔡卓焕平静地说。回顾自己漂泊的一生，他并不觉得有多么传奇，很多时候，他只是做了那一刻他认为对的事情：响应国家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在蔡卓焕的个人资料中，我们看到一枚闪闪发亮的“南粤七一纪念奖章”，那是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由中共广东省委特地为党龄50年以上的老党员制作、颁发的奖励，它体现了党和广东省委对老党员们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充分肯定。

含饴弄孙之余，蔡卓焕却很少主动与儿孙们诉说当年往事。“那么沙尘（粤语方言“嚣张”之意）干什么？”他淡淡笑道。他的晚年知足常乐，他的青春也无怨无悔。

蔡卓焕

南粤七一纪念奖章

2015年9月省第二荣军医院疗养荣军合影留念

蔡卓焕与爱人

少儿蔡卓焕与父母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