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陈瑞珍，女，马来西亚归侨，1929年生于在马来西亚，1948年参加马共领导的工会组织，同年8月10日被英军逮捕入狱，1949年6月18日被遣返回国，1949年7月在潮汕军分区后勤处衣服厂工作，1949年12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复员回家乡博罗县， 1956年调到中山县邮电所当话务员。

她是一位平凡母亲、普通战士，她又是一位最没“硝烟”味的归侨战士，但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组织的忠诚、对爱情的执着坚守，让人折服敬佩。

她的人生虽不是一部鲜活的传奇。没有轰轰烈烈、出生入死的坎坷经历，但却诠释着中国妇女贤惠淑德、忠贞不渝的传统美德。她为理想、为爱情不惜坐牢受累，奔走于荒野。

她就是归侨陈瑞珍。

诚如唐代黄蘖禅师所言，“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陈瑞珍含饴弄孙、健康安逸的一面，而她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志、空乏其身的经历则鲜为人知。

童年生活

1929年9月14日，陈瑞珍在马来亚猛沙律板底村一个华侨工人家庭出生。陈家祖籍广东惠阳，陈瑞珍的父亲是被卖猪仔到南洋做劳工的。原本想离开贫瘠的家乡到外闯荡干一番事业，没想到马来亚也是个贫穷的英殖民地农业国，与乡人所说的外出“挖金”美景相差甚远。初到马来亚的华人多数在当地人或英殖民资本家经营的树胶园劳动。劳动时间长，工资低，仅能维持生计。而生活在异域，人地生疏，为求自保，华侨习惯聚居，一来文化生活习惯相近，二来可以守望相助。因此邻里关系融洽，走动频繁，故此常有邻里通婚或交往甚者还有指腹为婚现象。

陈瑞珍的父亲与同样来自广东惠阳的邻居温贵松可算是莫逆之交。初到马来亚，他们同在树胶场工作了多年，相互帮助、相互鼓励，克服了乡愁和各种艰难险阻。他乡遇故知，即使后来各自成家立业，甚至温贵松离开树胶场到镇上当裁缝，两家人仍然保持着往来，最后两家还上演了指腹为婚的传统剧目。其后天从人愿，温家弄璋得子，陈家弄瓦得女。虽相差两岁，但俩小无猜，自小就一起打闹玩耍。

1939年初，陈瑞珍过门入温家。温家子女众多，陈瑞珍的“夫婿”温坤是家中长子，家人对他寄予厚望，倾尽所能去培养他。可是由于弟妹众多和家境贫穷，直到10岁温坤才有机会上学。“丈夫”脱产学习，作为众弟妹的“大嫂”，陈瑞珍自然要有所担当和付出。照顾小叔小姑，协助家婆操持家务、养猪种菜，是每日必不可少的硬任务。至于为什么没有与温坤一起去读书？陈瑞珍没有正面回答，但她却笑着说她先生也只是读了三年多的书，因为家庭经济能力及战争，14岁就辍学了。

由于从小就在温家出入玩耍，所以在温家生活对陈瑞珍来说似乎没遇到什么困难。相反，由于家翁是个裁缝，家里又有台缝纫机，闲暇时学习裁剪衣服，对少年爱美的陈瑞珍来说倒是相当幸福和有吸引力的。可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1942年日本侵占马来亚，由于身体状况及战乱的原因，陈瑞珍的家翁结束了裁缝工作回到猛沙律板底村。温家没有了主要经济来源，家境一时陷入困境。此时，年仅13岁的陈瑞珍毫不迟疑地跟着家婆入山割树胶，挑起减轻家庭负担的重担。

割树胶虽不是什么体力活，但要采集树胶就必须在每天太阳升起之前开始工作。为了提高工作效率，通常由一至两人负责一大片橡胶林的采集工作，因此工作相当鼓噪，耗费的时间也相当长。陈瑞珍每天早上4点起床煮饭、喂猪，然后提着一盏油灯和中午的饭菜跟在大人后面进树胶林工作。借着昏暗灯光在草丛和树木间小心前行。“初时我总是很害怕，面对漆黑空旷的树林，听着树林深处不时传来奇怪的声音，我的脚有时会发软，心里老觉得很恐怖，蛇鼠虫蚁虽常有出现，但后来我就不怕了。”陈瑞珍回忆说。树胶场是当地马来人，许多场合下大家相处都很融洽，但最令陈瑞珍不高兴的是老板有时会找些借口克扣她的一些工钱或拖延发放工资。

此时，在世界反法西斯的强大压力下日本帝国主义已临近土崩瓦解，垂死挣扎，他们加强掠夺资源，残酷剥削穷苦大众，人民的生活日益困苦。1944年对温家及陈瑞珍来说既难忘又痛惜，年初陈瑞珍的家翁病逝，而后父亲因一次劳动事故身亡。长辈的离难加快了陈瑞珍和温坤的成长。5月，温坤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当地下通讯员。在温坤的影响下，陈瑞珍对革命事业、革命理想有了初步认识。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马共领导拱手让出革命胜利果实，英殖民政府重回马来亚，人民抗日军复员解散。为保存马共战斗实力，除动员部分复员人员回家外，其余则被安排转到工厂、矿山、橡胶场工作。战后的马来亚社会混乱经济萧条，物资非常匮乏，人民普遍处于饥饿的状态。而重回马来亚的英殖民政府对工人剥削的手段更毒辣残酷。看着这戏剧性的政治环境，陈瑞珍和温坤这对年青人体会到，幸福生活只有靠自己去争取，祈求上帝垂怜是无济于事的，自己必须尽快成长。

狱中生活

1946年8月，在组织的安排下，陈瑞珍随温坤到吉隆坡白沙罗英帝旺橡胶场工作。12月，这对青梅竹马、患难与共的青年人真正走到了一起，在家人和朋友的见证下正式结为夫妻。也是在这一天开始，陈瑞珍的人生似乎应验了乡间流传的一句谚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猴子满山走这一生活状态。夫妻俩聚少离多，各自为理想为生活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7年，她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

英殖民政府的残酷压榨，激起马来亚各民族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在马来亚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会和各种进步团体相继在工厂、矿山、橡胶场等秘密地组织起来。这期间，陈瑞珍和温坤积极参加工会工作，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1948年6月16日，英殖民政府颁布了《马来亚联合邦紧急条例》，宣布马来亚共产党为非法组织，逮捕过去参加过抗日的人员，包围工会，封闭民声报社等进步组织。1948年8月10日晚，二百多名英军包围了陈瑞珍所住的村庄，挨家挨户搜查，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英军逮捕了陈瑞珍、温坤等七人。在警察局拘留的当晚，英军用威逼利诱等手段不断审问陈瑞珍和她的先生。“我俩被分开讯问，不让互相了解。审问人员还说，如果我们老实交待了就可以放我们回去。”陈瑞珍说。在审问过程中，陈瑞珍始终不肯招认组织和同志。由于陈瑞珍坚持不说，英军就用枪托推打她的背并不停掌刮她的头部。在得不到任何情报后，英军把陈瑞珍和她的先生关在吉隆坡半山吧监狱。陈瑞珍被关在集体女牢，而她先生却被关在间原设计关一人，现却关了三人的暗房。此时，牢里面已有先抓进来的抗日复员军、工会领袖等近300人。

半山芭监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一座监狱，位于市中心。英殖民地政府在1891年花费138,000令吉兴建监狱，1895年落成。占地10公顷，内有6排建筑物，130个囚室，可容纳约600名犯人，其中D座建筑物是执行死刑的地点。

牢狱生活充满恐惧，三天两头就有复员军或进步人士因叛徒出卖或走狗告发而被抓到D楼处决。而战友们常以绝食来纪念牺牲的同志。枯燥乏味、无所事事但思想时刻要设防的牢狱生活使活泼开朗爱动的陈瑞珍感到十分更难熬。每天早上7时狱警开了牢门让大家倒粪便、清理牢房和吃些稀饭。但整个过程不准交头接耳说话，如有违反则用棍棒照头痛打。吃完饭狱警又把大家关进牢房，每天都是这样。

“监狱每个月允许犯人家属探监一次，每到探监的日子，我总是一早就盼望，等待到下午三点钟和亲人见面，每次母亲或家婆总是抱着未满周岁的孩子，从几十里外搭车到监狱来看我，每次见面只给15分钟，见面是隔着铁栏杆，身边还有警察监视。听着母亲那苦涩的声音问我：身体好吗?吃得饱吗?要多保重等话语时我总百感交集。而每当时间到，看着母亲和孩子被迫离去，一步一回头的身影，我心头如压千斤大石，满脸泪水。”在半山芭监狱的三个月里，陈瑞珍心身受尽摧残。

1948年12月13日早晨，陈瑞珍再次被押送到马六甲政治集中营。该集中营面对大海，四周有铁丝网围着，每隔几十公尺就设有嘹望哨所。集中营内关押了近2000名不同政见的人士，50人一间房，这里环境更差，人员更为复杂，时常发生打斗。

回国工作

1949年6月18日，陈瑞珍与丈夫以不受欢迎为由，被马来亚殖民政府警察押送出境，遣返回中国。她们乘坐丰祥轮，同船还有600多名进步人士。6月30日，船抵广东汕头海港码头，当地多个慈善机构前来迎接。由于当时汕头仍然是国民党统治地，为保护这批归国华侨，组织计划安排他们回祖籍地。可陈瑞珍的先生温坤一心要参军，在这进退两难的时刻，她们遇到马来亚先回国的张世良同志，经他介绍，陈瑞珍等21人到揭阳县灰寨区地委招待所找林桂卿同志。这样他们一行人由交通员带领，绕过国民党统区找到了揭阳南山潮汕地委组织部。后潮汕地委分批送她们到内地游击区闽粤赣边纵队第二支队，陈瑞珍的先生温坤光荣地加入到所在部队五团二营四连做一名战士，而陈瑞珍却随军做炊事员。由于陈瑞珍年青时曾跟家翁学习过裁剪服装，因此军需处又把她安排到潮汕军分区后勤处衣服厂工作。这样陈瑞珍与丈夫又一次分开。

此时正值南方各部队配合南下人民解放军阻击围堵国民党南逃部队而发动的全面进攻，解放广东、福建等省。由于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的后勤供给还不够健全，加上物资供应匮乏，军服式样未能统一，材料、颜色有所差异，无标志符号。而此时各区军队常在同一战场配合作战，为易于识别起见，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排序。12月军委后勤部召开全军后勤会议，对全军的军服样式、颜色、尺寸作了统一规定。军服装颜色确定为草绿色，材料为棉平布，帽子为圆型短檐帽，佩戴八一红五星金属帽徽，这种帽子后来被称为“解放帽”。胸前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胸章。军服分为干部、士兵、炮兵和骑兵。干部服装两个上挖袋，两个下贴袋；士兵上衣四个外贴袋，肩部增加辅强布，下衣扎绑腿，炮兵和骑兵下衣为马裤，骑兵穿皮靴。在后勤处衣服厂工作期间，陈瑞珍克服了夫妻分居思念的痛苦，积极发挥自己所长，勤奋工作，1949年12月，由于表现突出，被吸收为青年团，介绍人为贺玉英。

1950年，部队整编，陈瑞珍复员回家乡博罗县。而她的先生也于1952年由部队转业到湛江的华南垦殖局。这样夫妻俩南北分离，各自为了祖国的建设发展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发光发热。陈瑞珍在当地邮电所当一名话务员。在接受了一星期简单的培训后，陈瑞珍就正式上岗工作了。

那时邮电所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通信网络，打电话都是要通过邮局总机进行转接，电话也是那种老土的手摇式电话，大家把打电话叫“摇电话”。那时，支局只有一台100门的小交换机，交换机上那一个个小孔就是对应的一个个电话，人们摇一下电话，这小孔上的一块小片就往下掉，话务员就用一根接线绳插入小孔，再用另一根接线绳插入用户需要转接的小孔，再用按键按几下，当二人开始通话了，接线工作才算完成。如果用户要接外线时，只能通过更高一级的邮电局的长途台转接。上班的第一关，就是要熟记每个孔相对应的用户名称。除了转接电话，还要译电码发电报，那电报码才难记了，每个字都对应一个四位阿拉伯数字，有新华词典那样厚厚的一大本呢。为了尽快译好电报，每天，拿着电码本默念着一个个枯燥无味的阿拉伯数字。“那时，因为年轻，记忆力好，反应也快，因此不觉得累。而且不用一个星期就记熟了。可碰到台风天气，那就会很忙很忙，一会儿水文电报，一会儿报水库的蓄水量，半个小时就要一次，一整夜都没法睡。”虽然几十年过去了，但想起在邮电所工作的往事陈瑞珍似乎还记忆犹新。

1956年，陈瑞珍调到中山与丈夫温坤团聚，这是他们结婚十年后真正过上夫妻团聚的生活。其后，陈瑞珍被安排到孙文西邮电局当话务员。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有海外关系不能从事话务工作，陈瑞珍被安排到石岐橡胶厂工作。80年代拨乱反正，得重回邮局工作，但由于年龄关系，只能做邮包分类派发工作，再也无法从事话务工作。

回想过去的几十年的人生经历，虽然没枪林弹雨，驰骋沙场的动人经历，但她服从组织，坚守岗位，为着共同的事业舍小家顾大家的革命精神，对爱情的忠贞坚守是非常值得敬佩的。此时，坐我面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显得那样的从容淡定。也许人生就像一面湖水，泛起的涟漪总归会回复平静，看淡得失才有平静的心景，历练坎坷人生才有出彩时。可喜的是，现在子女们都长大成人，事业有成，思想进步，没有了旧时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是本份”的观念。

陈瑞珍加入青年团时的留影

陈瑞珍戎装合照

陈瑞珍与战友的合影

话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