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甘岳雄，秘鲁归侨。1927年8月出生于秘鲁。 1935年回到广东省中山县定居。 1944年加入中山抗日游击队建政工作队， 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中山县督导处情报交通站副站长。同年任合水口里乡党支部组织委员。1983年当选为中山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兼华侨委委员会主任。1990年离休。

一

　　我祖籍广东中山，1927年8月31日生于南美洲秘鲁利马。出生后，父母按照当地风俗为我洗礼，我的秘鲁名字叫拉蒙甘。

　　我的父亲因为家庭贫困，借钱随中山乡亲去厄瓜多尔谋生，开始在洗衣店做饭，后来到农场养驴，同时给附近商店做店员，负责送货。几年之后，转到秘鲁经营一家杂货店，生意慢慢好起来，不久在秘鲁一个较高档社区米拉科附近开了一家商店。不料商店遭遇打劫，损失严重，此后父亲生病，需要回国调理，1935年举家回到家乡中山县。

我的父母均是爱国华侨。我父亲常告诫我，“做了亡国奴，就不会有一天好日子过”。在秘鲁的时候，母亲就参加过鲜花 “义卖”，为祖国革命事业筹款捐物。我受父母影响，从小就坚定了振兴中华民族的思想。        

1929年甘岳雄家庭合影（前排怀中幼童为甘岳雄）

　　在国外记忆最为深刻的一件事是: 1933年我跟随父母及秘鲁华人参加了秘鲁利马的国庆活动。那一年秘鲁国庆前夕，利马筹备举行庆祝大会，当时有不少国家派出巡游花车参加活动。其中当地华人资助了一辆巡游花车参与活动，车上一位中国女郎在巡游过程中不断向两旁参观的群众挥手致意，表达中国人民和秘鲁人民的亲切友谊，共同庆祝秘鲁国庆。晚上华人租了两架飞机在空中表演。我当时在秘鲁的汕打加拿上小学，被当地学校推选为学生代表，参加国庆讲话。我的父亲认为这是很有意义的事，积极支持我参加这项活动。因为当时我们国家不够强大，在海外的华侨经常被人歧视和欺侮，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海外华侨也不理不睬，所以多数华侨在海外抬不起头。他们认为我代表中国侨民演讲，可以鼓舞在海外的华侨。开会那天我演讲完以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鼓掌，有些熟悉我们的华人和秘鲁人都赞扬我，向我父母祝贺。

二

　　1935年，我回到祖国，在中山南朗合水口合里乡读小学。 1940年3月5日，日军藤井兵团动用1万兵力入侵中山，3月 15日全县大部分地区沦陷。日军占领中山后，有一支军队在南朗整整驻扎了两个月，他们驻扎处的路口正是村子与外界交通的必经之地。日军强迫每个路过的人向他们鞠躬、磕头。看哪个不顺眼，就拿皮鞭抽;看中群众挑的东西，堂而皇之地夺走。有一次，还剥光一些年轻妇女的衣服，让她们袒胸露乳地站在路口受辱。日军给百姓吃的苦头越多，百姓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也越强烈，拥护和加入抗日游击队的人也越来越多。

　　中山五桂山山林起伏，丛林密布，正是掩护游击队打击日本鬼子的好地方。1942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五桂山区成立了抗日游击队，游击队的领导人是欧初、罗章有。1943年冬天，随着南番中顺游击指挥部转移到五桂山区后，决定成立负责传递情报和护送人员的交通总站，代号为白鸽队，当时欧初的爱人容海云任总站长，地点就设在我家中。

　　白鸽队担负着五桂山游击队的情报护送等任务。那时候，家里藏有游击队队员，就犹如藏着一枚炸弹，要冒相当大的危险。但是当时我母亲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犹豫。

与市领导合影。左起，黄华键，甘岳雄，简庆华，傅嘉志、梁庆添

甘岳雄（左1）与战友合影。1952年摄。

　　常住我家的有容海云、李子芬等3位女同志。白鸽队的战士生活很艰苦，经常没菜吃，母亲常常将自家种的菜送给她们吃。我家每天都有来自各地的情报员出入，时间非常不固定。为了方便他们进出，母亲将钥匙放在门口的一块门砖处。由于白鸽队本身的供给有限，一看到有地下交通员饿着肚子送情报来，母亲就张罗着给他们做饭。

　　当时每晚都有本村男女青年聚集在我家，容海云等为大家讲述中国的革命形势，讲苏联的社会主义，批驳当时出现的右倾投降主义思想。容海云像大姐姐一样对待我，为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她是除父母外对我影响最大的人。能够结识白鸽队和那么多勇敢的游击队员，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当时还在读书，在他们的启发下，就参加了青年妇女抗日夜校。

　　从抗日夜校开始，我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其后，我加入了建政工作队，帮助地方建立乡区两级民主政权后，接着，我调入县督导处负责机要文书工作，负责下发中央及上级单位机密文件。1945年任中山县督导处情报交通站副站长，主要任务是传递情报。当时情报交通站下设四个分站。

　　我在抗日战争期间，最难忘的是伏击日本鬼子，取得反扫荡胜利的那次战斗。1945年5月份前后，日军在中山地区进行多次扫荡。在一次日本鬼子突然袭击的扫荡中，游击队的蚊龙队损失惨重。蚊龙队是当时中山抗日义勇队领导下的分队，共有十多个人，都配有武器。当时日军来得突然，而且形成前后包抄之势，蚊龙队被迫向附近的大塘山转移，然而100多人的日军立即封山，并采用放火烧山的毒计，将蚊龙队队员逼在山上，队员几乎全部丧身火海。

　　这次损失，无论游击队员还是群众都感到十分悲愤。一个星期后，反击日寇的机会来了。合里乡的民兵常备队接到情报，知道日军又来扫荡，于是在日军的必经之路埋下地雷，并设下伏兵。那次日军的队伍也有百来人，负责引爆地雷的甘子源和余华胜在日军走近的时候拉响了引线，将包括指挥官在内的日军炸死十多人。地雷爆炸后，甘子源和余华胜迅速撤退。剩下的日军正要追击，埋伏在后方的游击队的枪声打响了，群寇无首的日军一下乱了阵脚，这次伏击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84年邓颖超同志来中山视察，与时任中山市人大副主任兼侨委主任甘岳雄握手。

　　令我难忘的另一次经历也发生在1945年日军的一次扫荡中。当时我任中山合里乡民兵常备队的政治文化教员。一天凌晨5点钟左右，我接到巡逻兵报告，日军由田心村方向前来进犯。游击队当即敲锣提醒群众疏散，并由队长指挥向白石坑方向撤退。当我们正想冲上白石山时，被早已上山的敌人发现了，他们立即向我们开枪扫射，敌人呼啸的子弹落在身边的水田里，水花溅到我们身上，我们避过敌人的子弹后，队长当即宣布就地疏散，各人自找地方隐蔽，待敌人撤退后，再通知大家集合归队。我和刘金生、李洪3人走到有树林的河边隐蔽。当时下着倾盆大雨，我们全身都湿透了。大约一小时后，雨水暂停，我们正准备走上公路打探消息，向公路张望时，发现日军七八十人的队伍向我们隐蔽的地方走来，我们迅速原地隐蔽好，没想到敌人走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突然停了下来，"莫非被他们发现了?"日军接下来的举动让我们有些意外。日军在我们不远处点火烤起衣服来，还拔了田里已成熟的花生烤来吃。在那个枪声停下的清晨，带着湿气的花生在火里发出爆裂的"啪啪"声，显得尤其清脆，那清脆的响声至今难忘。过了不久，日军响起了集合号令声，日军领队不知叽里呱啦说了些什么， 他们才穿起衣服，返回田心村。

　　1944年8月1日，我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45年任合水口里乡党支部组织委员，负责与上级分管党务工作的领导联系，传达贯彻中央及上级党委有关方针、政策指示，组织党员过组织生活。1949年初调往石鼓挞乡，以教师名义做掩护，负责地下党的群众工作。下半年调任中山独立团二营五连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1950~1952年任珠江军分区组织科连级组织干事，1952年下半年调入林业工程二师五团任政治处组织干事，后任徐闻县农垦部组织股长及广东省委农垦部政治处副科级干事，1957年调任佛山地委党校组织科长，1961年下半年调任广东省龙门县办公室主任，1968年任龙门中学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1975年调任龙门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直属党委书记，其后任龙门县政府办公室主任，1981年下半年调任中山县办公室主任，1983年当选为中山市人大副主任兼华侨委委员会主任， 1990年离休。

作者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