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余华，男，马来西亚归侨，祖籍广东省大埔县。1932年8月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1951年回国，参加广州华侨青年学习班的学习。1951年11月～1955年，在广东省中国人民银行中山支行工作，历任大涌、港口、南头处主任。1956年调到中山县委财贸部工作，后历任中山县委文教政治处主任、教育局副局长等职。1980年起负责筹备中山县人民医院。1983～1995年在中山市侨联工作，历任中山市侨联主席、中国侨联委员、广东省侨联常委、中山市政协常委等要职。

一

我1932年8月16日出生于吉隆坡郊区的一个小镇。我家是祖父一辈出去的。爷爷是裁缝，爸爸也跟着他学裁缝。我是第三代华侨。少年时期我们家的生活条件比较困难。一个原因是日本侵略，另一个是我们家子女比较多。我共有八个兄弟姐妹，五兄弟，三姐妹，我是老大。我原名余爱华，弟弟分别叫国华、精华、神华、美华，合起来就是“爱国精神美”。我爸爸虽然很平凡，但还是很爱国的。从他给我们起的名字就可以看出。三个姐妹分别叫玉梅、玉娇、玉金。妈妈生完最小的弟弟美华就走了。当时正值日本侵略马来亚，要到很远的地方才有医院，我们无法到医院。结果，妈妈因出血过多而去世。抗战期间，神华也得病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刚出生的美华和两个妹妹只好送给别人抚养，八个兄弟姐妹只剩下四个。后来送给别人抚养的弟弟妹妹都认回来了，现在我们经常来往。

1940年前后，我正读小学二年级。当时由于日本侵略中国，中国掀起了爱国救亡运动，影响到了马来亚(含新加坡)。当时华侨关心祖国的兴亡，这种爱国情是很强烈的，到处都能看到华侨的爱国热情，大概一个月就有一次爱国救亡的捐款活动。为了筹款，有的人在街头演爱国戏，演的是一种简单的话剧；有的人在街头唱爱国歌曲。当时我们所在的吉隆坡郊区小镇，有时候街头店铺一天所卖的钱全部都捐了出来。蹬三轮车的在车上挂一个捐款盒，坐车的人把钱放在那个盒子里，最后全部捐出去。理发的也把钱都捐出去。学生也上街搞一些爱国的节目和活动。我们小学生也不甘落后，做纸花上街去卖。卖的时候还唱歌。虽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我还记得当时的歌，歌词大概是这样的：

先生，买一朵花吧！

小姐，买一朵花吧！

这是爱国的花，

这是救国的花！

买一朵花吧，

救救国家！

我们边唱边卖，将卖花所得的钱捐出去，为爱国救亡尽我们的一份力量。这种爱国救亡运动很重要，它使我受到了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教育，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到日本侵略马来亚的时候，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灾难，我们就更加憎恨了。对这点我体会很深，因为日本侵略马来亚给我们家庭带来了巨大灾难。

第一个灾难是三叔被日本人抓去，最后死在了监狱里。日本人为什么抓我三叔？因为他是很爱国的。他曾回中国接受教育，回到马来亚后任教员。他带领学生上街头演爱国戏。还做了很多其他爱国的事情。我记得日本人是在晚上12点多来抓人的。我亲眼看到他被抓走。他被抓去后，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个灾难就是妈妈难产被夺去生命。如果不是日本人侵略，我妈妈就可以去医院生产，那样的话她也可能不会那么快就去世。

第三个灾难是我自己被日本人打。日本占领马来亚后，我们没书念，无法上学。我们住的地方附近原来有一个民用机场，日本人来了后，把它改造为军用机场。他们拉很多劳工去修机场。住在机场周围的男人，包括年老的、中年人、年轻的，甚至包括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全被日本人抓去修机场。我和弟弟也被抓去干活。我们白天一早就去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六点才能下班。一天给我们四两米，两斤红薯。天天如此，饿得我们够戗。当时年纪小一点的孩子挑土，年纪大一点的，用推车推。把山上的土用泥土车沿着铁轨推过来。有一次人手不够；就强迫我和弟弟也去推车。我说我们年纪太小，推不动。但汉奸一定要我们推。后来，没办法，我们只好去推了。由于没力

气，差点翻了车，汉奸一下子就打伤了我的腿。到现在我的腿还有当时受伤的疤痕。现在一看到这个伤痕，我就想起当时残酷的岁月。

日本侵略马来亚后我们的遭遇，使我们华侨切身体会到了日本侵略中国后祖国人民所受的痛苦。我们对祖国人民的同胞血肉之情更加浓厚。这段经历是我少年时期在马来亚生活记忆最深刻的。通过这段经历，我萌发了爱国主义思想；通过这段经历，我认识到了什么是帝国主义；通过这段经历，使我认识到要爱和平，反对战争。当时，我父亲在家里的墙壁上写下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标语。

二

我是1951年回国的。为什么回国？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我都要深思。我第一次被问到这个问题，是1951年4月8日登上汕头口岸的时候。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兄弟姐妹多。爸爸让我们中的两个回来受教育，不要都留在马来亚。这是华侨的传统，送子女回国受教育，让他们了解家乡，不要忘本，不要忘了自己的根。父亲让我们回国，也有这层含义。当时中国己经解放了，所以我们要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二是当时刚好是抗美援朝，美国搞了所谓联合国军队，侵略朝鲜。因为当时马来亚还是英国统治的，它要征马来西亚的青年去参军，去打朝鲜。我们当时己经知道志愿军在进行抗美援朝，所以华侨不愿意参军打志愿军。因此，到征兵年龄的华侨青年都跑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情况。是1991年第一次回马来西亚时才了解到的。

我是和弟弟国华还有三个同乡一起回来的。在汕头上岸。海关的解放军问我们为什么回来？外国不是很好吗？我们说回来建设新中国。他们听了很高兴，说：“好呀！欢迎你们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他们欢迎我们回来，我们也很高兴。我们当时过海关，行李基本上是免检的。

我们先回到家乡大埔县西河区下黄沙村。当时祖母在老家；她已经50多岁了。我们在家乡住了三四个月。后来五个人一起到了广州。当时，我们也没有带多少钱回来。从家乡坐船到汕头，再从汕头坐车到广州，旅费都不够，我还变卖了一块手表。

到广州后，我们在一家旅店住下，去找省侨委。当时省侨委在永汉路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路办公。侨委的人大部分是先期回来的归侨，他们对我们很热情。当时，我们已身无分文，没有钱住旅店，也没有钱吃饭，我连钢笔也卖了。侨委收留了我们，并让我们在广东省华侨青年学习班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学习班应该是侨委办的。在华侨青年学习班，有吃的，有住的。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唱歌，有时候上街游行，进行庆祝活动。我们这些华侨青年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心里很感激。在学习期间，政府安排我们有的去读书、有的找工作。我没有去读书，怕增加国家的负担。弟弟国华年龄小，他去广东省华

侨中学念书。吃、住、学费全部免费，都是由政府负担。他高中毕业后分配到海南兴隆华侨农场教书。我被安排到广东省中国银行工作。

我去中国银行工作还有一个插曲。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华侨的关心。我当时有三个选择：一个是西北宣传队，一个是广州市新华印刷厂，还有一个就是中国银行。我当时想去新华印刷厂，但组织上希望我去中国银行，因为中国银行有对外业务，要招一批华侨，为华侨服务。我觉得自己小学还未毕业，怕不能胜任。在马来西亚时，我们连银行的门都进不去，现在要当银行的职员，在里面工作，这是根本不敢想的事。当时的人事科科长是南下干部，他看出了我的顾虑。他对我说：“你念书少，不要紧嘛！慢慢学就行了。你把名字写给我看。”我就写下自己的名字。他看了说：“不错嘛，你写得还可以呀。”他也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一看写得有鸡蛋那么大。这给了我信心。我想，以他这样的文化程度，可以当科长，那我当一个小职员，也应该没什么问题。因此，我接受安排到银行工作。工作以后，我边干边学。在工作中，不断体会到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1951年11月份，当时天气很冷。有一天晚上，冷空气下来，把我冻得够戗。当时，我被子没有，棉衣没有，连毛衣也没有。银行知道后，给我买棉衣，买被子，让我感觉很温暖。1951年12月份，组织把我分配到了中国银行中山支行。我就在中山银行干了几年。有趣的是，我工作了几十年，一头一尾都是和“侨”有关系的。刚开始在银行时，我负责派侨汇。大家都知道，华侨会寄侨汇回来养家。我和另外一个人负责把侨汇送到家家户户。当时，我们骑着单车，把侨汇送到中山市区的侨眷家里，风雨无阻。由于经常接触侨眷，和他们聊天，所以我比较了解他们的情况。他们接到亲人汇来的钱，都很高兴。有钱寄回来，一方面说明亲人在外面很好，另一方面他们也有钱花。当时，侨乡都一样的，男人去海外做工，女人守着家，生儿育女，有的人守活寡。一般人认为，这些侨眷有侨汇，他们的生活应该很好，其实他们不了解情况。有些侨眷生活是很困难的。

1953年组织上派我到大涌镇人民银行营业所当代理主任。当时我还很年轻，就挑起了这个担子。我觉得这是组织上对我们的信任。作为一个华侨青年，工作时间又不长，只有两年，组织上就对我委以重任。一年多后，我又到港口镇人民银行营业所当副主任。当时，基层只有人民银行，没有工商行、建行等。后来才相继成立了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我在那儿也干了一年多。1955年分配我到南头镇人民银行营业所当主任。期间，曾两次派我到广东省银行学校进修、学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55年底，广东省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村金融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我很荣幸地被选为中山的积极分子，代表中山出席会议。当时就是这样，组织上不断培养我，给我学习、锻炼的机会。1956年，中山县委成立财贸部，组织上就选派我到县委财贸部工作。当时我还没有入党。我1953年在港口工作时参加了共青团。期间，我也曾申请入党。组织上也三次讨论我入党的事。但一直解决不了。为什么呢？人事科科长说，我没办法证明在马来西亚的材料。我说没关系，让历史考验我。

到了县财贸部后，组织决定培养我入党。解放初期入党要求是很严格的。出身问题、阶级成分等，都需要材料证明。让我入党，说明组织上还是很信任我的。我是1958年初因下放干部到农村而离开财贸部的。后来听说财贸部部长被打成了“右派”，我觉得与我入党的事多多少少有点关系。财贸部部长是个转业军人，很敢干，作风很强硬。后来，也给他平反了。我是1956年11月正式入党的。

三

后来，发生了“反右”“大跃进”等运动。1957年“反右”前，各机关都要精简干部，下放干部到农村去。我们夫妇俩带着一个孩子被下放到了当时中山的西伯利亚——斗门，也就是今天的珠海。当时中山去了三百多人。我们是真正去当农民，吃完饭就干活。工资只发一年，一年后就要自食其力。不久，搞“大跃进”，需要干部，又把一批人调了回来。我被安排到中山县委宣传部当主要干事（副科级）。后来，我先后在县委办公室、广播站等部门工作。当过广播站站长、教育局副局长。我这辈子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山，对中山的山山水水很有感情。在县委工作的十多年时间里，每年都下乡。一年里有一半时间下乡。基本上每一个镇、每一个村我都去过，对基层的情况比较了解。

“文革”期间，我在教育局“革委会”政工文教组工作。“文革”后，我调到文教办公室当业务科长。文教办管教育、体育、文化、医疗、计划生育等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县里开始接受华侨和港澳同胞的捐款。1980年，香港同乡杨志云先生给人民医院捐款1000万港币。这是广东省第一笔大额捐款。当时捐1000万元很不容易，省里不批准接受这笔捐款，怕我们用不好这笔钱。县里反复做解释说明工作，最后才批准接受。当时县里下决心要建好这个医院项目，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选派一些人做这项工作。由一个副县长挂帅，我是办公室主任。筹建了三年。在筹建医院的过程申，我与华侨和港澳同胞接触比较多。医院大楼建好后，1983年底，组织上就调我到侨联工作，一干就是12年，直到1995年退休。

四

侨联工作是我最后做的一份工作。前面我说过，我的工作一头一尾都是跟侨有关系的。我本身就是华侨，所以我很愿意做侨联工作。我刚到侨联的时候，侨联只有三个人，与侨办合署办公。当时侨联没有独立的编制，没有独立的经费。侨联人手少，组织不健全，基层也没有什么基础。当时经过“文革”的浩劫，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可以说百废待兴，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十几年的侨联工作，我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拨乱反正，恢复党的正确的侨务政策，重新凝聚侨心。“文革”中的错误做法使华侨对祖国失去了信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首先要按中央的精神拨乱反正，把正确的侨务政策恢复过来，把侨心重新凝聚起来。

首先要落实政策，主要是两方面政策：一个是人的政策。人的政策靠一个部门是落实不了的。要在市委统一领导下，侨联、侨办、统战部、政法系统等几个部门联合起来落实。如孙海筹案。孙海筹是《中山侨报》发起人，社长。1952年被打成了“反革命”。后来几个部门联合给他平反了，还召开公开平反大会。还有原中山县县长张惠长，是著名侨领，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房屋被没收。落实政策时，他的家人全回来了。当时，在全村召开大会，公开给他平反。也把房子退还给他。这种工作我们做了四年多。

另一件是落实侨房政策。落实侨房政策最后是由侨办审批的。但是大量调查、研究和落实工作是与侨联一起做的。落实政策在海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出现了捐赠支援家乡建设的一个高潮。到1995年我退休时，中山接受海外乡亲捐赠有3亿多元，当时这在全省算是比较多的。

第二，进行基层侨联组织建设，侨联的活力在基层。2000年，中国侨联来中山开全国性会议，要求侨联要 "组织起来，活跃起来"。实际上，那个时候，我们己经在这样做了。当时申山从城市到农村，有240多个侨联组织。农村中的侨联组织;·*都是由侨属、侨眷义务做工作的。他们很热心。·海外乡亲回到家乡，很多都是由他们接待的。他们也承担引进、捐赠等工作i"城乡侨联形成了网络，有了依托和活力。我们觉得，乡镇、村、街道的侨联搞好了，整个市侨联的工作也就搞好了。我们把它们层层组织起来开展工作。

首先是“按章办事”，就是按照侨联的章程迸行组织建设、开展工作。我们办“侨联章程学习班”，培养基层侨联干部。其次是评选先进。通过先进典型引路，促进全市侨联的发展。从1984年开始，我们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市评选活动。30多个镇分片评选先进。评选的根据有三条：一是为侨服务，二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三是搞好自身建设。主要按照这三条来评。这好像是侨联系统第一个搞先进评选活动，为更好地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虽然侨联的优势在海外，但是我们必须要立足国内，先打好自身的基础。

第三，“请进来，走出去”，积极开展联谊，把侨务工作、侨联工作做到海外去，扩大影响。当时开展对外联络工作并不容易。由于“文革”的影响，人们仍心有余悸。做侨务工作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香港时（当时香港有14个中山籍侨团），那些社团挂的是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令我们进退两难。当时，我们开展对外联谊的环境跟今天相比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出去，人家都把我们当贵宾，坐在主席台上。当时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有时要坐冷板凳，给你白眼看。通过我们慢慢做工作，跟一批又一批的侨团联谊，情况逐渐得到了改善。

随着与海外乡亲接触的增多，他们对党的政策和国内的情况了解逐渐增多，慢慢放下了过去的思想包袱，走出了过去的阴影。对家乡的捐赠和贡献越来越多。为了表彰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持家乡建设，我们县里搞了两届表彰会。表彰会的名称讨论了好多次。有人建议用“积极分子”，我觉得不妥。最后采纳了我的意见，定为“海外乡亲支援家乡建设表彰会”。第一届表彰了300多人，第二届有500多人。后来，我们市里搞了三期“中山中学同学恳亲会”，简称“中中同学会”，并建成“中恳大厦”。在这些大型的对外活动中，我们侨联积极参与，主动配合，在活动中体现了侨联的地位和作用，扩大了侨联在社会上的影响。尤其是协办“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现在已办了六届。

1991年，马来西亚开放我们探亲，我和爱人、弟弟去马来西亚雪兰莪探亲，借机拜访了雪兰莪中山中学同学会。在交谈中，他们提到，没有上过中山中学的人回去参加活动就像在做客，没有参与感和亲切感。他们希望搞乡亲联谊会或恳亲会。这样，不管出生在哪里，不管有没有上过中山中学，只要是中山人，就有资格参加，回家乡才会有亲切感。我觉得这个意见很好，并与他们商议在各地轮流举办中山同乡会的活动。从马来西亚回来后，我就向市委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他很赞成。并同意划一块地，建恳亲大楼作为会址。

我们把侨联工作做到海外去，拓展了侨联工作的视野。有人说我们侨联没有什么用，只是吃吃喝喝，浑水摸鱼，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争取感情的工作，感情的投资就是生产力。按照马列主义的观点，物质可以转变为精神，精神也可以转变为物质。感情的投资就是做思想工作、精神工作。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侨心争取到了，就可以变成生产力。认定了这个方向，我们坚持不懈开展联谊工作。开始时是侨联、侨办、统战部门联合出访。从1994年开始，市侨联开至始独立组团出访，第一次访问了美国和加拿大，拜会了夏威夷、旧金山、温哥华等地40多个侨团。后来，还访问过澳大利亚、日本。1995年，我退休前最后一次组织区镇一级的侨联干部出要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们都没有出过国。这次访问也是中山市第一批到新马开展联谊活动。新马是中山人比较多的地方，也是中山人去得比较早的地方，当时马来西亚的槟城中山同乡会已有190多年的历史。我们此次出访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侨联工作一做十几年，退休的时候，我很舍不得。不是舍不得权力，而是对这份事业有感情。我在侨联工作的这些年，侨联由三个人、合署办公，发展到有独立编制，特别是明确侨联为处级单位，这是我退休前争取到的，也是因省侨联来检查工作而促成的。中山建市后，处级单位少，侨联被定为副处级。而根据中央对中国侨联的定位，侨联与工青妇等团体的级别是一样的。所以中山市侨联确定为处级是有根据的。我退休时是按副处级退休的，但我没有怨言。当时组织上找我谈话，我觉得，我从一个无知的华侨青年成长为国家干部，是几十年来党和政府培养了我。我能够有今天，离不开党的培养，离不开祖国的培养，作为个人，我很满足。但作为机构，应该按中央的规定办。组织上最后批准市侨联按处级来配备干部。我退休后，文件下来了，明确了侨联是处级单位。原来的干部都自动升级。我为他们感到高兴。

退休后，我一直与侨联保持着联系，没有关门闭户，我仍关心、爱护、支持侨联工作。作为“侨”的一分子，如果不关心侨联工作，支持侨联工作，那还有谁会关心呢？

前几年我去香港定居。这是因为我爱人的关系，她有香港的居民身份证。当然市委也同意我去。在香港，我继续做与侨界的联谊工作。退休后，我还挂着一些职务。我是市政协联谊会理事、华侨中学顾问、市侨联顾问、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山海外联谊会顾问。都是与侨有关系的。

五

现在老归侨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老了。这是普遍现象，因为现在不像以前那样，回来的人越来越少了，五六十年代是整批整批地回来。侨联这个组织，我相信会有它的历史意义。只要有华侨，就一定会有归侨、侨眷；有侨眷，就一定要有侨界的组织。党和政府一直很重视侨联组织，把侨联作为政协的一个独立界别，把侨联的地位摆得很高。但是，如果限定只有归侨才能当侨联的主席、副主席等领导职务，那么可选择的人会越来越少，人员的素质也会降低。而侨眷的面就大多了。拿中山市来说，侨眷有60多万，归侨还不到1000人。60多万侨眷，人才就比较多，可选拔的余地也大。所以市里开始注意选拔归侨子女做侨联工作。要把归侨和侨眷紧密结合起来，侨联组织才能永久地存在下去。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侨联工作需要用心去做，不用心做，侨联工作是做不好的，因为侨联这个组织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但是还要做出成绩。我刚到侨联的时候，侨联工作刚刚起步，当时基层侨联有些干部很自卑，说侨联是“花瓶”，需要的时候摆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放一边。有人说得更难听，说侨联像“尿壶”。听了这些，我虽然觉得不舒服，但还是鼓励大家。我说，像花瓶也不错呀，起码可以摆花；尿壶也有它的用处，而且是最紧急的时候用的。所以不要怨天尤人，一定要用心去做，尽自己的力量做。工作做好了，才有地位。工作成绩有多大，你的地位才有多大。“有为才有位”。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我们中山市历届市委、市政府领导都很会打“侨”牌，都很关心和支持侨联开展工作。这是侨联事业继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六

我回国半个多世纪了。当初为什么回国？我有好几次被问到这个问题。前面说过，第一次是回国过海关时。当时海关问这个问题时是友好的。第二次是在“文革”中。大字报上问我为什么回国？我爬得这么高，潜伏这么久是什么目的？第三次是1985年我去香港时。当时我以探亲的身份进去，香港海关刁难我。同行的另外两个人放行后，只留下我，让我另外填表，要求我说明为什么回中国？在马来西亚做什么事？在中国做什么事？1991年回马来西亚探亲时，马来西亚海关要求我和弟弟填表，回答为什么回中国？马来西亚旅行社还要扣留我们的护照。我不给，最后多收我们200块钱，要了复印件。究竟为什么回国？我的回答是：中国是我的祖国，我回国是为了参加建设新中国；如果不相信，让历史来回答。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不枉此心，不枉此生！

1991年余华在市侨联成立35周年大会上作报告

1995年12月，余华主席（左4）与侨联领导拜访香港榄镇同乡会

2000年1月14日，余华主席（后右3）与侨联舞蹈队合影

余华主席（左3）到日本访问吴桂显先生（左2）合影

余华主席访问美国中山德善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