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吴祖文，美国归侨，1929年出生， 1950年前往美国，在纽约《美洲华侨日报》任编辑。1958年回国，在中山市第一中学担任英语教师。1987年起，连续担任中山市政协第五、第六届副主席，1989年后连续两届担任致公党中山市主委。 

一

　　1929年，我出生在广东中山隆都 (今沙溪、大涌镇)。那个地方有钱人比较多，是著名的侨乡，很多人靠侨汇生活。中山市有很多人在美国，我父亲也去了美国。我从小就跟母亲一起住，她告诉我，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父亲就已经出国了。从我记事起，就对日本侵略中国有了印象，我亲眼看见过日本飞机轰炸的场景。日本军队在中山的种种暴行，让我从小就有了一种要快快长大保卫祖国的救国理想，进而对国民党的腐败也有了初步的认识，朦胧的革命种子在心中悄悄发芽。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就读于中山县中学 (中山市一中的前身)。由于我平时爱好文学，喜欢阅读，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接触到了大量的进步刊物，渐渐被其中的先进理论所吸引。 1948年，我读高中一年级时，听说五桂山那边有共产党的队伍在活动。当时我们的一个老师，名叫刘成器，是中共地下党员。他见我思想比较向往进步，就发展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为一名地下团员。不久又发展我入党，我的革命道路由此开始。

　　利用自己华侨子弟的身份，我在学校内与反动的学校当局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我编写了一些进步的诗歌，和进步的同学们一起朗诵，还和他们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出演影子剧和塑像剧，揭露反动资本家压迫劳苦大众的丑恶嘴脸。在学校学生自治会选举时，联合大多数候选同学签名退出竞选，以抵制学校当局暗中操纵选举的阴谋，让广大师生看清所谓 “民主选举”的真相。我还按组织要求，抄写接管城市的相关文件，刻写中山地图，准备供我人民军队入中山城打巷战之用。

　　很快，在我们学校一系列进步活动的带动下，其他中学也开始活跃起来。1948年寒假，一批县中毕业出去的大学生从广州回到中山，我去找他们，和他们一起组织石岐各中学的同学参加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这个读书会简称 “寒联”。1949年，我们又在“寒联”的基础上组织了“暑艺”，这两个读书会组织为迎接中山即将而来的解放准备了干部骨干。这样，经过我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县中从 “国民党的堡垒”变成“中山的延安”。

政协中山市委员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合影，右五为吴祖文（１９９１年１月３０日）。

二

　　在珠三角，有一个民风，就是年轻人几乎都想跑省城、港澳，甚至要出国去闯一闯。作为华侨子弟，我更是不能免俗。一如其他华侨子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我也随风俗申请出国，我的一个叔叔帮我和他儿子一起办理出国手续。1950年，我向组织上汇报了我要出国谋生的事，组织上不是很赞同我的做法，对我说：你一定要出国也可以，但是组织关系不能转出去。由于当时出国手续已经办好了，行程比较紧张，我的出国手续是和堂弟一起办的，如果这个时候不能出国，也将影响我堂弟的出国，我无法赔偿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左思右想，最终还是决定出去闯一闯。

　　1950年，中山解放了，我和堂弟一道登上了去美国的轮船——一艘美国运兵船改装的“戈登将军”号客轮。在船上听到美国出兵朝鲜的新闻，我们全船中国人的心情很不是滋味。一个星期后，我们到达美国旧金山，我和堂弟住一个房间。在旧金山，我很高兴地碰见了一个曾在石岐“寒联”一起活动过的朋友胡生。他跟我一见面，就介绍我参加旧金山华侨民主青年团，担任宣传部长。后来，我去了纽约，参加了“纽约华侨青年团”，并担任召集人。

　　在美国，一开始我是做杂工，后来接触到编辑工作，最初是在旧金山的《中西日报》担任见习编辑，后来到纽约，在当地旅美华人左派唯一一家喉舌报《美洲华侨日报》担任编辑。在纽约期间，我接触过洪门组织。祖国抗战时期，美国洪门组织(致公党前身)在司徒美堂先生的带领下，积极发动华侨为祖国抗战捐款捐物，并曾力争把其中部分捐款捐物直接运送到延安。当旅美爱国进步人士受到人身攻击威胁时，不时有洪门人士挺身而出，主持公道。在耳濡目染之下，我对洪门组织渐渐产生了极大的好感。

　　在美国至今印象比较深的一件事是，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晚上，我一个人代表华侨青年团，参加抗议韩国总统李承晚出访美国。当我到达抗议地点时，美国青年对我举起 “V”字形手势，表示对我的欢迎，并主动把我围在抗议队伍的中心，以防坏人的冲击。有人还送上旗帜，叫我注意遮挡，防止有特务偷偷拍照。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洲华侨日报》作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爱国进步中文报纸，成为反共势力打击的主要对象。报馆的几位负责人先后被美国政府控告、关押。美国移民局也不断骚扰威胁报社职员和中坚分子，迫使他们自动离境或驱逐出境。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1958年，我不得不离开我所热爱的、一直从事的编辑进步报刊事业，离开美国， 回到祖国。

１９９９年，吴祖文（前排右一）在致公党中山市第三次党员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前排中为致公党广东省委主委唐国俊。

三

　　出国的这段经历后来让我在 “文革”期间受到了牵连，因为当初组织上是不同意我出国的，因此我回国后的组织关系也不被重新承认，而刚解放我就出国也成为他们抓我的把柄，说我为什么正好那个时间出去，是不是有什么阴谋，我再怎么解释也解释不清。于是我就被下放到海南南俸农场当农民。场里的人知道我认识外文还做过报社编辑后，就让我当农场学校的英语老师。就这样，我在那里一待就是12年。

　　“文革”结束后，我回到了中山，在中山市一中担任英语老师。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就是想教好书，为祖国培养好建设人才。1984年的一天，时任致公党中山市工委副主委的郑嘉锐找到我，希望我加入致公党，面对当年由自己介绍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老战友，“文革”后很长时间内“独善其身”的我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

　　1987年，政协中山市第五次委员会召开，会上，我很意外地被推选为副主席。回忆这段往事，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三个“一般”的政协副主席:一般教师、一般党派成员、一般归侨。对于被推选为政协中山市第五届副主席，我是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既然得到了同志们的信任，我就应该努力去工作，以不辜负同志们对我的期望。在我担任第五、第六两届政协副主席期间，我主动请缨兼任市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领导编辑出版《中山文史》。对每一部文史的编辑出版，我都亲力亲为，如编辑出版《何贤生平》时，我亲自带队前往澳门拜访过何厚铧、何汉、徐东海等先生后才定稿;《中山采风录》、《古香林寺史迹考》都是由我亲自润笔和命名的。据了解，这些文史书籍的编辑出版，在中山市和海内外均受到了欢迎，起到了以文会友、扩大统一战线、宣传中山、增强中山吸引力的作用。我在市政协委员与市长协商座谈会上作的《关于支持民主党派工作的几个问题》的发言，得到市长的重视和与会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认同。

　　1989年，我离开学校，专职担任致公党中山市委员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主委，全面负责中山市致公党的工作，中山市致公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政议政。作为一个涉侨参政党的主委，我始终关注侨务工作，曾先后提交《关于侨务工作和政协文史工作》、《进一步落实侨务政策，增强中山的凝聚力》等提案，这些提案均得到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争取了侨心。此外，我还提出过 《关于筹办<中山报>的建议》、《关于加快开发古香林旅游区的建议》、《关于提高教育投入，改善教师待遇的建议》、《关于制定中山市民文明公约的建议》等提案，就中山市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问题建言献策，得到了市有关领导的赞同。

　　整理人为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