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微在接受采访

　　人物简介：黄玉微，秘鲁归侨。祖籍广东中山南朗，1926年出生于秘鲁，1930年回国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担任五桂山妇女会副会长， 1960年随丈夫到三水县工作，1973年回中山石岐定居。

　　2013年5月一个炎热的下午，中山市侨联几位同事在黄玉微女儿甘卫星的引领下，采访了黄玉微。黄女士住在石岐老城区的一幢多层住宅楼的二楼，房子不大，屋内陈设显得非常简朴而整洁，可能是习惯于节俭，屋里光线虽然昏暗，但黄女士和她的女儿都没有开灯的意识。女儿甘女士热情为我们倒了几杯清水。寒暄几句后，我们就直接切入了主题，

一个普通家庭的艰难生活

　　黄玉微1926年出生于秘鲁。父亲黄金益是南朗镇贝里乡灯笼坑村人，母亲刘九妹。父母结婚后不久，父亲就跟村里几个人结队到秘鲁谋生，把刘九妹孤身一人留在家乡。后来，刘九妹到邻村亲戚家借了几百元去了秘鲁寻找黄金益。当时没有飞机，只能坐船，到达秘鲁坐船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清楚路途的艰辛，出国后就不轻易回家乡一次，甚至一辈子再也不会回来。

　　黄金益在秘鲁做杂货和猪肉生意，生活过得非常累。刘九妹和丈夫起早贪黑，拼命挣钱维持家庭生计，黄金益因劳累过度患上了小肠气和眼疾，而刘九妹一连生了八个孩子，身体也很差，但是为了养活全家十口人，夫妻俩每天早上天未亮就开始杀猪的工作。黄金益拖着病弱的身体，只有将猪插死的力气，其他的肢解工作全由刘九妹负责，每天如此。家里八个孩子，最大的男孩只有九岁，就要跟父母亲一起起床帮忙。那时候没有电灯，只有用煤油灯，九岁的孩子睡眼惺忪地提着煤油灯照着母亲工作，提着灯总在打瞌睡。刘九妹就劝孩子：不要睡，帮忙照好灯，等做完工作后就煮猪肉汤给大家喝，以骗着孩子打起精神。其实哪里舍得煮猪肉汤给孩子喝呢？巴不得把猪所有能卖钱的都卖掉。

　　由于每天工作都忙，父母是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的。黄玉微最小，排行第八，所以叫八妹，有一回，八妹尿急时母亲将她放在痰盂上，她因为太小，坐下就没办法自己起来，就一直坐在痰盂上，坐到睡着了母亲也没有时间把她抱起来。晚上，几个孩子累了就倒在地上睡，母亲也没有时间抱他们上床。就这样大大小小一家人为生计艰苦地生活着，非常艰难。

　　1930年，父母带着较小的六个孩子从秘鲁坐船回了家乡，剩下两个大孩子在秘鲁继续帮伯父和叔父打工糊口。黄玉微从秘鲁回家乡那年才四岁，什么事也不懂，只知道坐了很长时间的船。

黄玉微与母亲、哥哥姐姐于1929年在秘鲁的合照，前右三为黄玉微。

　　回到家乡，家里就以耕田种菜养猪，上山砍柴，维持简单的生活。孩子们虽然小，但都要尽最大的可能分担一些工作。四五岁的黄玉微，负责拿着粪箕到处去捡猪屎、牛屎，猪屎用于作肥料，牛屎晒干用来作燃料。随着年龄的增加，力气越来越大，黄玉微承担的体力活也越来越重：六七岁牵着牛上山吃草，到八九岁下菜地里种菜，十一、二岁和母亲一起上山砍柴，十三、四岁下田插秧、割禾，到了十五、六岁除要把种出来的沙葛等农作物担到南朗墟去卖以外，还要经常挑着尿桶，走路到石岐各家各户去买尿，买满一担尿才挑回乡下种菜施肥。黄玉微虽然非常渴望读书，但在当时，重男轻女的思想根深蒂固，如果家里能攒到一点钱都只能是让男孩子读书，女孩子很难有读书的机会。黄玉微只能从小就留在家里做各种农活。到了抗日战争时期，通过在抗先队办的夜校里学习，才得以识字。

一位热血青年的革命岁月

　　黄玉微向我们几位来访者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艰苦生活的故事后，特别提高了语调，稍显干涩的双眼传递出骄傲的光彩。

　　“我现在要讲一下华侨和从外国回来的人都是十分爱祖国、爱家乡，支持革命工作的。

　　在国外的华侨知道祖国的侨胞生活很艰苦，就攒钱寄回祖国救济侨胞，有一次通知侨胞去教堂领救济品，侨胞估计有米或者有牛奶之类食物分，因为大人要干活，只有小孩子才有时间去领。可是一群小孩围在教堂里从中午等到晚上都没有分到任何物品，估计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贪官贪污了华侨寄回来的钱，或者是伪村长贪污了这些粮食。华侨都非常热爱自己的祖国，知道日本鬼子侵略了中国，很多华侨都攒钱寄回来买枪炮、飞机，但是大多都给国民党反动派贪污了，真正抗日的共产党却得不到好的武器。”

黄玉微在放牛

　　说完，黄玉微脸上露出无奈的神情。然后端起杯子轻呷了一口水后，又继续讲述她的另一段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五桂山是抗日游击队的根据地。合水口里、贝头里、白企村是五桂山腹部的山坑村落，是支持共产党领导抗日游击队的中坚力量所在。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逸仙大队部就设在贝头里灯笼坑村，因此村里的群众经常受到游击队共产党员的宣传教育，绝大多数人都很支持游击队工作。当时在这几条村像黄玉微一样从秘鲁回中国的几位青年，如灯笼坑村的黄五妹、黄国雄和黄彩娥两兄妹，合水口里村有甘岳雄等都在游击队员抗日救国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下，满怀热情地加入了抗日革命工作。像他们当年漂泊他乡后又回到祖国的归侨们，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1941年，黄玉微15岁。中共五桂山中心支部谢月香和谢月珍以教师身份作掩护，经常在灯笼坑村活动，一边教村内的儿童、青年、妇女识字，一边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精神，培养爱国情感，发动群众支持游击队。黄玉微在谢月香、谢月珍的教育和积极思想的感染下，参加了儿童团，当时在儿童团里是年龄最大的团员，工作也最积极，因此担任了儿童团团长。在村里带领儿童团员帮助游击队送信、站岗放哨，贴革命标语等。部队打胜仗回来，就带儿童团参加游击队的庆祝大会。

　　1943年，黄玉微经谢月香的教育启发，思想越发积极、进取，经黄彩娥（父亲是南美归国华侨）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黄玉微只有17岁，未达到18岁的入党规定年龄，但在黄彩娥的极力推荐下，党组织考虑到黄玉微思想进步，工作积极，思想、行为表现符合入党要求，于是特别批准黄玉微入党。黄玉微入党后更加热情参与抗日革命工作，经常发动群众给游击队捐钱捐粮，积极组织妇女参与为游击队上山砍柴，更换垫睡稻草等后勤工作。

　　黄玉微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经常给游击队带信送情报。

　　五桂山道路崎岖，山高林密，蛇虫鼠蚊满山跑，草丛荆棘遍地。晚上走路更显艰难，没有手电筒，只有拿竹树头点火把照路。一位年轻女子除了要不怕艰辛，还要随时防备有敌人。为了能更快将情报送到游击队的接头人，经常抄近路走，那就更不是人走的路了，攀高山，过山沟，衣服被荆棘钩破，脚被磨出血泡是经常有的事。但是黄玉微都没有退缩，为了避免让敌人截查到情报，黄玉微掩盖得非常巧妙，用乡下常用的箩格，将情报藏在箩格的下部，假装去探亲，每次都能顺利地完成送情报的任务。

　　在党的教育下，黄玉微锻炼得既勇敢又机智。有一次，黄玉微带领几个妇女去神涌村发动群众捐钱，走到半路，远远看见一队日本鬼子进山区扫荡。平原村老百姓绝大多数都是一般群众，所以日本鬼子对平原村的老百姓的查问一般都会比较放松，但对讲客家话的人不管是妇女或者儿童都很警惕，一发觉是山区人，日本鬼子就认为大多是游击队的人，必定会查问。于是黄玉微就带着那几个妇女立即下到田里和正在干活的农民一起劳动，等日本鬼走远了，黄玉微她们才继续上路。不久后，黄玉微又和另一个同志准备去长江村打探情报，走到福获村时，一位同志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说领导要她两人立即返回。黄玉微问为什么不让她们去探情报。那位同志说，已经接到情报，日本鬼子将进入长江村的几个路口都封锁了，如果你们进入长江村，必定会被日本鬼杀掉。好在那位同志拼命追上黄玉微两人，不然她们肯定会牺牲的。另有一次，游击队收到敌军进村扫荡的情报，当日本鬼子军车走到大车村附近时，早有准备的游击队伏击敌人的军车，与日本鬼子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最终游击队战士们英勇打败了敌人，缴获了敌人的军用物资，增加了游击队的武装。黄玉微带领村里的妇女给战士们煮了一大锅粥，晚上开庆祝大会时，黄玉微又发动妇女群众参加庆祝大会，大会上高唱革命歌曲，使战士和群众都受到很大的鼓舞。

　　黄玉微不但自己积极参加抗日革命工作，还动员家里人支持抗日革命工作。黄玉微的哥哥黄达基当上了民兵队长，母亲刘九妹当上了村妇女会会长。黄达基和民兵一起参与游击队站岗放哨，游击队战斗时，民兵就组织担架队支援游击队。其中激烈的“三山虎血战”就发生在灯笼坑村。1945年5月，日、伪、顽三方共4000多人六路进入五桂山围攻游击队，游击队为了掩护司令部与支队机关转移，梁杏林带领20多名战士在三山虎阻击几百敌人的进攻，游击队战士非常勇猛，战斗非常惨烈，敌人比游击队人数多几十倍，经过一天的顽强抵抗，游击队耗尽了弹药，最终以少胜多，击退了敌人。游击队很多战士都英勇地牺牲，鲜血从山上流到山脚下的小河里，河水被染成了红色。当时，黄玉微正和一个小战士一起带着很多文件准备离开灯笼坑村，敌人追得很紧，一边跑一边听见敌人的子弹在头上飞过，黄玉微情急之中跳进山坑的水沟里，用沟边的小树遮挡着头，那个小战士跑不快，被日本鬼用刺刀捅破了肚子，肠子随即流出，黄玉微浸泡在水里不敢动，听着那个小战士呻吟着牺牲了，黄玉微救不了那个小战士，心痛如割。黄玉微在山坑水沟里浸了半天，日本鬼打到村里，不能回家，到晚上，黄玉微只好跑到长江村，在烧炭的洞里过了一夜。战斗中有一个队员被担架队抬到黄玉微家门口，据说小生鸡的血能治创伤，黄玉微母亲见状，二话不说把家里养的小生鸡杀了，帮伤员疗伤。黄玉微母亲养的鸡都是拿去卖帮补家计的，自己从来都不舍得吃。平时家里的农活非常忙，黄玉微需要承担很多农活，但是游击队需要黄玉微工作时，母亲刘九妹情愿请别人帮忙，也让黄玉微全心全意地去干革命工作。

　　在秘鲁长大的两个哥哥，替伯父和叔父打工攒了一些钱，就在澳门买了间小屋，让母亲去澳门居住，安度晚年，生活条件总比村里好些。组织上认为这是扩大抗日力量的好机会，就派黄玉微跟母亲在澳门继续工作，发展抗日力量。后来因工作需要，组织上将黄玉微调回游击队，黄玉微一点也没有留恋澳门的舒适生活，革命工作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黄玉微从澳门回来，被安排到斗门谭桂明部队。斗门的生活环境比南朗更为艰苦，部队每天要操练都在泥地上进行，斗门的泥路一遇到下雨就会出现一坨坨外滑里硬的泥兀，俗称“和尚头”，非常难走，外地人走不惯很容易滑倒。黄玉微是山区人，不会走那样的路，走一步跌一步。后来领导知道黄玉微的情况，恰好山区里又需要骨干工作人员，因此又将黄玉微调到长命水村工作。在黄旭和黄乐天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四区上游的情报工作，即石岐和大鳌溪、小鳌溪一带（下游是南朗一带）。情报站最多时有十五、六人，最少时也有四、五人，黄玉微是站长，为了不暴露身份，情报工作是单线联系的，黄玉微直接由黄旭领导，其他的同志都不知道黄玉微是在做情报工作的。石岐方面有什么情报，都是有专人单线与黄玉微联系，黄玉微又单线与游击队的接头人联系。其他同志不会知道他们之间的接头人是谁。1948年，五桂山妇女会成立了，余华娇担任正会长，黄玉微担任副会长，同时继续兼任四区情报站站长。工作量虽然增加了不少，但黄玉微凭着极大的热情，不将任何方面工作放轻，既做好了妇女群众的工作，又做好了情报站的工作。

一对革命伴侣的爱国境界

　　五桂山革命工作中，黄玉微与游击队油印室的甘正嵩相识相知，在共同革命理想和人生目标的催化下，两人结成夫妻，建立了家庭，牵手走过了人生后阶段的旅程。

　　甘正嵩出生于顺德县杏坛昌教村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父母靠帮地主打工养起一家十几口人，甘正嵩在九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家里人口多，吃蕃薯抵饿是经常的事，很难有机会吃下一餐米饭。在家里穷得没米下锅的境况底下，父母实在养不起这么多孩子，只好把小的孩子卖掉，剩下大的孩子帮忙干活攒钱。

1952年5月7日，黄玉微家庭照片

　　中山南朗白企鲤地村甘家老奶奶的儿媳妇生一个女儿后，儿子因生病死了，孙女6岁的时候儿媳妇要改嫁。为了留下儿媳妇，老奶奶在亲戚的帮助下，凑钱买回来一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就是甘正嵩。但一年之后，老奶奶的儿媳妇还是改嫁了，只剩下老奶奶和两个小孙相依为命。

　　家里没有田，只有一些菜地，老奶奶就同两个小孙一起靠种菜为生。甘正嵩10岁时，就同姐姐两人一起下地干活，天天到菜地浇水、施肥，蔬菜收成了就到墟上去卖，卖了菜才有钱买米回家。尽管甘正嵩很渴望读书，但是家里种菜的钱仅能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于是，甘正嵩在农活之余上山砍柴攒学费。甘正嵩非常勤奋，每天一放学就到菜地里干活，晚上刻苦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在班上的前三名。后来，为了多攒点钱，经常砍柴挑到澳门去卖。从南朗到澳门即使坐车也要一个多小时，甘正嵩走路，还挑着一担柴，一趟来回，双脚起水泡，双腿累得抬不起来。老师知道甘正嵩家里境况和渴求知识的态度，就让甘正嵩在学校协助老师教低年班的学生，不收甘正嵩的学费让他继续读书。抗日战争时期，甘正嵩和一起读书的甘岳雄、甘瑞文、李斌等青少年受到共产党抗日宣传的教育，一起参加了五桂山游击队。甘正嵩任油印室的负责人，工作主要是出版、油印游击队的报纸和宣传单张。由于游击队的报纸和宣传单张对人民群众教育、鼓舞很大，激起敌人的惊恐。因此，敌人出高价要捉住甘正嵩，但是甘正嵩自始至终没有害怕过敌人，更加努力写好抗日文章，办好每一期的报纸，经常油印工作到三更半夜，勤勤恳恳地做好抗日宣传工作，而且与山区群众的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即使敌人出重金要买他的人头，也没有一个群众告发他。

　　甘正嵩同时还负责五桂山区全部地下党员的工作，由于党员分散在各乡各村，甘正嵩要翻山过岭分别同党员过组织生活，物色先进分子发展壮大党组织。游击队纵队领导机关和大部分部队向西江挺进时，剩下小部分游击队员留守抗日根据地，敌人趁机疯狂扫荡，革命形势十分严峻。甘正嵩被逼躲到烧炭的山洞里，山区的群众知道后，上山砍柴时就带一些饭团给他吃，如果天气不好，或者下雨没有人上山砍柴，甘正嵩只好挖野菜吃。敌人上山搜索时，甘正嵩差点被敌人发现，险些丧命。这样一直坚持到革命形势有所好转，才下山回到部队里。下山时甘正嵩已经又黑又瘦，头发又长又乱，长满虱子，身体虚弱，步履蹒跚，同志们差点认不出他来。上级领导看到甘正嵩这个样子，立即派他到澳门，一面参加党的学习班，一面调理身体，黄乐天当时也在学习班上，两个月后又调甘正嵩回游击队里工作，任部队连长。直至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甘正嵩始终满怀热情，不畏艰难，忠心耿耿跟党走，全心全意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一切力量。

50年代初，黄玉微丈夫甘正嵩（左二）与战友合影。

　　黄玉微和甘正嵩怀着共同的革命理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奋斗，相恋四年时间也只是见过四次面，两人相约要等到解放后才结婚。1949年10月中山解放，五桂山游击队的同志在大鳌溪村集中，黄玉微同游击队的同志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在马路两旁群众的热烈欢呼下，浩浩荡荡地进入仁山广场开庆祝大会。甘正嵩作为军事代表接管警察局，后改为中山县公安局，任公安局秘书长、副局长，1954年任公安局局长，1956年调任中山县法院院长。黄玉微解放初期在军管会负责监印，1950年调到中山县法院工作， 1951年调到中山县公安局工作，负责监印和收发。1952年调到石岐民生派出所工作，在那里，黄玉微开始了另外一段艰苦的工作经历。

　　解放初期敌特工作非常严峻，为了预防特务破坏，居民离开本地区一天都要到派出所报户口，离开时报一次，回来时又要一次，因此单是报户口的工作，就非常繁重，每天从早上七点到时晚上十一点都在高强度工作，节假日也是如此。由于工作人员少，黄玉微当时虽正怀孕，也不得不天天挺着大肚子不停地工作，在酷暑难奈的夏天，即使汗流浃背也抽不出手来擦汗。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孩子出世，几乎来不及到医院就把孩子生下了。而甘正嵩工作同样非常繁忙，妻子生孩子也没有时间陪伴。

　　解放初期超负荷工作和极少的休息时间，加上抗日战争年代的身心透支，导致黄玉微积劳成疾，从1954年起就患上了胃溃疡和十二指肠溃疡。因为当时医疗条件落后，黄玉微天天吃药都没把病治好，虽然面黄肌瘦，但是工作坚持着，最后身体虚弱到大暑天也要穿棉衣。直到1959年，实在不能坚持工作了，领导劝黄玉微在家养病，可是黄玉微还是提出了退职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没想到随着年纪增大，身体每况愈下，最后都未能恢复工作。

退职后的黄玉微没有在单位上班，但仍然非常支持党的社会工作，一直以来都是义务为街道居委服务，同居民群众关系密切，互相帮助，尊老爱幼，很受群众尊重，就像在解放前山区里一样，一讲黄八妹，大家都知道这是个革命积极分子，是党的好儿女。

　　1960年，甘正嵩调到三水县工作，历任法院院长、统战部部长。甘正嵩虽身处高位，但为人谦逊，深入群众，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原则，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当年两人结婚时，各自带上自己的被子，两块床板，两张条凳搭成新床，就组成一个家庭。解放初期工作待遇是供给制，甘正嵩夫妇俩一个月的钱合起来才买得一条小手帕，生活紧张，但甘正嵩坚持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黄玉微姐姐的朋友知道黄玉微怀孕，送给她20只鸡蛋，甘正嵩下班知道此事后，立即叫黄玉微将鸡蛋送回给人家。黄玉微怀孕期间从来没有开过小灶，一直都是同大家一起在食堂吃饭，一起参加劳动，没有一点特殊待遇。即使在1960年至1963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经济非常困难，人民的生活必须品都要凭票证才能买到，甘正嵩也坚持跟老百姓同等的标准。他下乡在三同户家吃饭，传染上了痢疾，后来又患上肺结核，医生强调治疗这个病要增加营养，黄玉微就和儿女们一起开荒种蕃薯、种菜、养鸡，自给自足，从来都没向政府拿过一点特殊待遇。

　　黄玉微不但操持好家庭，让甘正嵩全心全意搞好本职工作。而且义务帮居委会工作，在居委会任华侨委员，当街道组长，协助居委会主任做好街道居民工作。在三水西南镇13年期间，一直是义务帮助居委会工作，直至甘正嵩因生病退休回中山，居委会主任和街道的居民对黄玉微的离开感到不舍。群众都说：“你们两人真是好，文化革命期间满街都贴了很多干部的大字报，甚至有的干部家属也被大字报批评。但是你们两人都没有一张大字报，证明你们是没有犯错误的。”群众的心声是最好的评价。回到中山石岐后，黄玉微还是积极参加社会工作，在山凤居委管辖居住期间，又当上街道组长，义务帮居委会工作。每月到各家各户收清洁费，每年万人行又帮助居委会发动群众捐款。居委会主任对黄玉微说：“你的群众威信真高，其他组长收清洁费有些人不愿意交，你去收清洁费，全组的居民家家都交齐，别组的居民也愿意交清洁费给你。其他组长筹捐款没筹得多少，你一出马就能筹到那么多捐款，如果居委会有多几个你这样的组长就好了。”

　　黄玉微参加革命工作这么多年，不论在哪个部门，都是经常受到表扬的，从来没有受过批评。由于受党的教育深刻，从心底里热爱自己的祖国，有些人想方设法申请到外国去，但黄玉微始终不愿意离开祖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和兄长多次写信要黄玉微去秘鲁，黄玉微都不愿意去，最后一封信写到：如果你来秘鲁，你家的经济由我负责，你来秘鲁医好病后喜欢什么时候回去都可以，如果这样你都不来秘鲁，我们以后就没有兄妹做了。但是黄玉微想，抗日战争时期这么艰苦都能挺过来了，现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天比一天好，自己有家庭，有儿女，觉得很幸福。最后还是拒绝了兄长的关怀，一直留在祖国。

　　1999年黄玉微到秘鲁探亲，母亲和三个大哥哥都已经去世，剩下最小的哥哥和三个姐姐，哥哥的女婿是秘鲁议员，他知道黄玉微在秘鲁出世，就帮她办了绿卡。大家都以为她会在秘鲁安度晚年，但是过了一年之后，黄玉微还是回到祖国。她说，自己是中国人，曾经为祖国出生入死，虽然在外国出生，但是落叶落归根，始终是自己的祖国好。所以不顾亲人的劝阻，决然回到离别一年的祖国，而且决定不要秘鲁的国籍……

　　听了黄玉微女士近两个小时的故事，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一名普通归侨为祖国贡献力量的矢志不渝之心。我们问黄玉微人生最大感受是什么，她稍作停顿，理理头发后说：我感到对党的教育感受深刻，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自己的儿女都能遵纪守法，勤奋工作，白手兴家，各自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感至很安慰。

作者为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