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发

人物简介：陈庆发，马来西亚归侨。1921年9月生于马来西亚。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51年9月回国，历任中学教师，1986年6月离休。1986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多次被评为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

一、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1921年9月，我出生在马来西亚砂捞越古晋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陈金声经营麻包袋出口生意，商号叫 “开春”，母亲张燕娘年轻时嫁给大户林家、丈夫病逝后，她经常受到旧家庭的虐待，才逃出林家， 改嫁给父亲，我出生时父亲已四十七岁。我七岁时，父亲送我到附近的私垫读书，九岁时才迸人古晋福建会馆办的福建学校。中学时进入嘉应五属同乡会办的公民学校，后转大客家公会办的越光中学读书。父亲逝世时我才十六岁，生意由母亲管理经营。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高中尚未毕业，我们受到历史课教师的宣传教育影响，纷纷离校走上社会，参加抗日宣传组织“霏霏歌剧社”。该社是客属公会成员蔡博爱、邓蜀均领导。歌剧社到第一省 (今古晋省与三马拉汉省)内周边的城镇宣传抗日演出，颇得社会及华侨的欢迎。

　　大约一年后，朋友蔡通先生介绍我到了华商商会工作，负责与驻山打根的中国领事馆联系，办理华侨登记事项。不久，我又兼任砂捞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主办的砂捞越月报社工作。

　　在这段期间，华商商会秘书长蔡木兴先生要我同福建学校教师张梅影、杨克尼夫妇等人组办砂捞越华侨青年话剧研究社，组织爱国青年宣传抗日活动。我们利用节假日的晚上在古晋利联大剧院作了多场演出，还到砂拉越河上游的石角、尧湾、短廊、石隆门等地宣传演出，获得广大华侨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我们的宣传演出所筹得义款全部上缴砂拉越华侨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

陈庆发（左）与朋友在新加坡街头留影。

　　青年社还创办了义务夜校作为宣传抗日的阵地。入学学员多是家庭妇女、店员职工等，讲课教师多是青年社干部。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兵分数路向南、西南进军、在一个月内先后侵占关岛、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同年12月15日开始空袭砂捞越，24日在古晋登陆，占领砂捞越全境。

　　日军空袭时，我在防空监护组，和我同组的两位朋友都在第一次空袭古晋时被炸死。日军飞机低空扫射、狂轰滥炸七英里机场、海乾路石油公司油库和地势较高的老鼠园，我在现场救护伤员，数十户华侨死伤惨重。日军登陆时，我带妈妈、妹妹逃到二英里半的橡胶园里。我们在橡胶园里度过了两个月不安的日子。

　　1942年，日慰安所占据了圣玛利英文女校作所址，听说日军到处抓未婚华侨女子到慰安所服务。为了避免意外，我和未婚妻梁月娟商量后，两家人办了几席婚宴，也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宜布结了婚。

　　1942年夏，日军驻古晋司令部成立，开始抓人。2月13日这天先后逮捕了各属侨领百余人，都关到答闽路的大监狱。是晚午夜，10多名日警宪兵分乘三部车开到我家撞门进屋。一马籍日军官率领这些人楼上楼下搜查了两个多小时，把我和娟的书信以及他们认为需要研究的资料，全部拿去，并且通过翻译，叫我穿多件衣服跟他们去。当我被押上车时，朦胧中见到车里有青年社的林金泉同志。被押到警备部后已是凌晨3点钟，邢些探员把我们身上的衣物全脱去，只剩下薄单衣和短内裤、然后把我们分别关在黑牢里。每间牢房住6人，每晚只能分成两排各三人面对面地伸着腿坐着睡。后来，我知道中华中学的金熹然也被捕入狱，在牢里每天早晚各放风一次，放风时每人分给一勺稀饭和两小块咸鱼，有时咸鱼是生蛆的，难以下咽。我每天要到厕所几次，饮用自来水充饥。这时我才真正尝到了饥饿的痛苦。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一位99号印籍警员朝小窗口叫我的名字，用英语问我需不需要他帮助。当时我向他要了白纸条和笔，告诉娟我被关在警备部。此后每隔两三晚深夜，这位99号就从铁窗门投入一小包热饭给我，让我减轻饥饿之苦。

　　一周后的一个晚上，我被拉到审讯室，日警探首次审问我。由于我没有向他们点头哈腰，日警官大声叫骂，用皮鞭抽打我，打得我在地上滚。接着追问我关于4月间发传单事，我感到很突然并予以否认，日警官大叫起来，两个探员压着我跪下，用圆棍子架在我腿上踩踏，直至双膝出血。最后，日警官又把指挥刀架在我的脖子上，说他随时可叫我头断血流，这时，我眼晴模糊了，随即昏倒在地上。这次审讯直到凌晨3时，我承认是青年话剧社负责人，而且负责话剧导演，筹款是为了赈济难民的。

　　10日后，我又被带去审讯，除了警探长外，换了一个个子矮小的日警。他们又追问上次所问的那些问题，逼我承议发传单的细节。在审问过程中，日警宪队长照样用皮鞭抽打我，警探则用木棍击我的头部，后来又在我的脖子上吊了两大瓶辣椒水逼我喝下。这次审问了六个小时。

　　此后、警备部开始强迫我外出劳动，推汽油罐、修路、搬运家具等。娟从99号警员那里得知我的劳动地点，赶到那里给我送饭，从娟口里，我知道浩然兄和姐夫在外边不断奔走，花了很多钱疏通有关人员，娟的首饰也全给了日警官。

　　同年10月1日下午我终于获释，这时我才知道各属侨领被关了10多天后便被释放了、有的人出来组织华人维持会，为日本人办事。我不愿为日本人做事，还是依靠销售货物维持生计。

　　1943年3月的一个上午，宪兵部的老虎车突然开到我家，从车上跳下3名宪兵，冲进店里，说我有藏枪。搜查后把我押到宪兵部，关在审讯室里。二十分钟后，那宪兵队长和两名探员来审问我，追问我藏枪事，他们用皮鞭、木棍抽打我。接着又说我藏有私货、烟酒等，最后用粗绳把我绑起来。直到傍晚，两名探员才放了我。

　　销售物品的活不能再干了，朋友郑源水向我提议每周两三次到他那里去，他可以帮我用旧衣服跟士著人换白米。于是，我每次用自行车运回约20多斤米带回市区出售，早出晚归，虽然十分辛苦，总算是一条生路。有一次自行车爆胎，我乘不到长途货车、冒险连夜推车走了17英里，天亮时才赶到七英里机场附近，搭上头班火车赶回家，娟正抱着女儿莘芝整晚没睡等着我。又一次，我卖了米骑自行车从码头前的丁字路口转弯时，迎面撞来一辆大型日军车，把我撞倒在地上，自行车被辗碎了，而我却从军车的车轮中穿过，幸好没有受伤。

　　由于大部份日军被牵制在中国大陆，美、英军在太平洋向日军展开逐岛争夺战，后又采取 "跳岛"战术、追使日军节节败退。于是日军在各占领地大肆掠夺各种战略物资运回本国，另外 迅速部署战略防御，在各占领地区加强镇压。

　　1944年8月，驻古晋日军宪兵司令部在第一省各地布署镇压措施，并在港口区挖掘战壕。一天，宪兵班长垣本准尉，带着华籍探员找我，要我跟他们回宪兵部。哪知车子并没有开去宪兵部，却转过大石路到垣本官邸。他们让我在大厅里坐着，只见垣本解了军大衣用普通话对我说:“陈庆发，我知道你是一 个很活跃的青年，金熹然告诉我许多关于你的事情-…”，接着又说:"有人告发你和抗日同盟有关系，并知道他们收藏了许多枪械在石降门金矿 区”。我说“不知道”，于是他便喊了司机，带上轻机枪，要我跟他一起去。直到晚上 9时许，垣本对我说：“我是不会为难你的、你要和皇军合作。现在你可先回去，到时我会再找你的”。华籍探员才带我离开了那座“鬼楼”，  回家后，我对娟说:“今后麻烦会更多，要有思想准备”。果然不出所料，不到一个月，坦本又来找我，说二英里火车出轨事我一定知道内情。他把我带到出事地点，我说平时没有从这里经过，并不知火车出轨事。垣本听后没有再追问。

　　1944午10月间，老奸巨滑的垣本又强迫我到七英里甲机场开咖啡店卖水果做小生意。表面上，要我为他监视机场工人，实际上是为了控制我，不让我走动。这时，盟军反攻的炮火，已逼近砂捞越，机场随时会遭到轰炸。我们被迫从青草路搬到机场附近路旁的工人茅房里，盟军轰炸机场时，把店铺炸毁了。那天我们恰好不在那里，才幸免了这场灾难。

　　1945年2月，盟军收复马尼拉，日军士气更加低落，加上美军加紧对日本本土的轰炸，垣本在这样的战局下、再也顾不上对我们的控制。同年8月继美国在日本投下了原子弹后，苏联对日宣战，在中、美、苏三国人民的打击下，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着，澳大利亚军进驻砂捞越。

在沦陷的三年八个月中。我三次没有死去，搬了七次家，生活上受尽了颠沛流离之苦，真正尝到了海外孤儿的痛苦，深深感到了自己和祖国的密切关系。

二、参加中国民主同盟

　　1947年7月，我在新加坡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那时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爱国华侨统一战线己经形成，民盟声势浩大，广泛地团结和发动文化、教育、工商界中的华侨知识分子和广大侨胞积极投入反蒋爱国活动，为中国的民主、和乎、统一贡献力量。

那时，我虽然在砂捞越中华公报社工作但和民盟组织的联系还是密切的。在报馆主要负责人伍禅、吴小园同志先后离开砂捞越后，中华公报的出版发行的重担落在了我的肩上。有组织在政治上、工作上的支持，我有信心把报社办好。我把编辑部迁至伍禅同志原住宅大院，扩充了设备。这时，时事评论、中国通讯等稿件和中国新闻社提供的新闻图片从大陆、香港源源邮来。使中华公报有可能逐步地成为在砂拉越呼吁和平、民主、统一、反对内战、反对分裂的舆论阵地，在团结各阶层的爱国华侨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陈庆发（中）与马来西亚古晋第一中学老师合影。

　　1948年6月，英殖民当局为了对当地人民进行残酷迫害 和镇   压，公然颁布 “紧急法令”，宣布马共和一些进步团体为非法组织、镇压民主运动。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民盟盟员先后有数十人被捕，

民盟被取缔后，吴小园同志几次转来民盟南总的信件，鼓励我们坚守宣传阵地，坚持宣传和团结广大爱国华侨的工作，继续为中国的民主、和平、统一事业作出贡献。在那时，我们没有考虑个人的得失、处境的恶劣，继续艰苦地工作。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胜利，编辑部先后发表了多篇社论，使广大华侨对解放战争的新形势和美蒋统治末日的临近有了迸一步的认识，从而受到了鼓舞。

　　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新中国诞生了。中华公报和青年社、码头工友联合会、店员公会等十多个侨团先后升起了五星红旗，并联合文教、妇女界通电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表示热烈拥护。接着，砂捞越各地教育、妇女、青年和劳工界分别举行庆祝茶会、群众大会和歌舞会等活动，掀起了广大华侨的爱国热潮，显示了海外华侨支持祖国民主统一的愿望。

　　1950年1月，英国工党政府宣布承认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后，砂捞越数十个侨团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组织了空前的万人庆祝大游行，充分反映了广大华侨热爱祖国和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深厚感情。拥有两千多会员和十一个分社的华侨青年社，在社址前的广场上组织了数千群众的庆祝秧歌晚会，整个会场立即出现了一大片秧歌舞的海洋，热烈的场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英殖民当局为了压制中华公报的正义宣传，勾结反动势力，由某 "侨领"（华侨俱乐部负责人—— 国民党部负责人)出面约我商谈，关于改变报社的立场问题。条件是只要报社言论保持 “中立”，便按月给予我们一定数额的补贴;并长期订购中华公报400份，企图收买我们。在遭到我们拒绝后，不过三个多月，英情报部门竟派出大批人马，先后两次搜查了报社经理部、编辑部以及我和主编易艺五同志的住宅，没收了许多通讯资料、信件和大批新闻图片，还有二十几面各国国旗和许多《南侨日报》、《华商报》等。在搜查后，他们没有发现有触犯当地法律的依据，又慑于广大华侨对我们的支持，事后，他们不得不考虑采取其他镇压的措施。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报社刊登了中国新闻社提供的有关朝鲜战场的图片、美机对朝鲜迸行残酷地滥炸造成许多朝鲜老百姓伤亡的图片。英殖民当局十分不满，多次传召我到情报部迸行疲劳式传问。报社报道华侨中学生举行各种爱国活动时所演唱的秧歌舞图片，也被禁止刊登。

　　1950年5月1日，英殖民当局公然以报社发表了“清算帝国主义侵华百年史”和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的新闻图片为由，取消中华公报社的出版发行执照，迫使公报不能继续出版而停刊。接着，我们的行动日夜受到盯梢，失去了自由。

　　我们一家被迫离开砂捞越首府古晋时，许多华侨同胞赶来码头送行，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使我深为感动，到达新加坡时，英移民当局搜查了我们的行李，盘问了一个多小时，没收了一些信件，并限制我们在新加坡的行动和三天的逗留。到香港时，港英当局不准我们登陆，用汽艇把我们押送到九龙车站。

　　1951年9月，当我们踏上罗湖桥时，我深深地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凝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我们一家：老伴和子女终于回到了自己祖国的怀抱!

　　中华公报社是马来西亚中文主流进步媒体，刊登抗日救国文稿，呼吁团结和平，反对内战。图为陈庆发（右二）与同事在中华公报社门口合影。

三、投身教育事业

　　我们一家从马来西亚砂捞越回到广州，那时广州刚解放还不足两年，众多的华侨从东南亚各地来到这里，他们绝大多数是热爱祖国的华侨青年，有的正等待安排入学深造，有的等待着就业。我们正考虑当时的情况时，就收到省侨委转来的中央侨委何香凝主任的来信，知道省侨委正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我们才安下心来。接着省侨委通知我们入住省侨委招待所，并安排我们每天的学习和生活，免收我们的食宿费用。几个月后，省教育厅介绍我们来中山，在珠江专署报到后，先入住专署招待所，也免收我们一家的食宿费。在招待所十几天后，才由中山县文教科安排我们从事教育工作。我分配到位于员峰的中山农校，老伴分配在张溪小学。

　　1953年我的民盟组织关系转到中山。1955年春因中山农校合并新会农校，我被调到县机关干部业余文化中学，老伴也被调到员峰小学。1956年我被提升为业余干部中学领导。民盟干中支部也成立了，当年干中支部就吸收了两名教师骨干入盟。

　　1958年反右后期，我被错划为“右派”，受到降职降薪的处分。这次在精神上给我的冲击很大。最初我颇感委屈，情绪抵触很大，后来我才逐渐稳定了个人情绪，认识到应当接受考验，踏踏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用行动来表达对党的忠诚。

　　虽然在1960年秋，有关部门已公开宣布摘掉我的“右派”帽子，但文革时，我仍然要被拉到监护所，蹲了105天，爱人也被揪到监护所，蹲了一个多月。我被下放到饼干厂劳动。在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仁化农业局的大女儿陈莘芝，文革期间下放到一〇四干校劳动。次女在暨南大学毕业后，正好出现文革动乱，没有安排她的工作，而跟同班同学参加大串联。后因患重病被军代表送入广州中山医学院留医，检查后发现血液里有狼疮细胞。我接到电报后，赶到中山医学院留医部，见她正在院内出墙报，还教病人唱革命歌曲。可是几个月后，她便卧床不起，浓密的黑发已经脱落得稀疏了，前后不到一年便离开了人间。我和儿子陈茹儿出席了暨大组织的追悼会，暨大领导在悼词中说到她的家境时说：“……其父是归国的爱国华侨……”在会上我感动到热泪盈眶，深感到莫大慰藉。作为暨大党的领导人实事求是地肯定了女儿的家庭出身，使我在政治上对党逐渐增长了信念。

　　1967年，我从饼干厂重返学校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并补发了工资。1972年夏，我被调到新办的石岐第四中学，学校领导分配我担任文史课，兼管教务工作，负责编排全校课时表。由于那时规定师生必须到农场务农。每周要安排两个班学生和担课教师下农场劳动，这样每周需调整上课时间表一次，工作量显得重些，但我埋头苦干，经常加开夜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深入钻研教材，努力上好每一节课，教研室的领导、同事和及其他学校的教师曾听了我上英语课，都认为很好，特别提到我能用英语讲课。

１９５０年在中山农校与同事合影。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彻底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拨乱反正，全面复查冤假错案。1979年2月，我接到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办公室关于被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通知书。第三次落实政策，宣布恢复我原有中学行政七级工资和政治名誉。领导同志征求我有什么要求时，我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表达了多年来参党的心愿。

　　反右后，民盟中山组织停止活动。直到中央进行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底，民盟中山组织才恢复活动。同时，我接到民盟省委有关我恢复盟籍的通知。从1980年开始，我负责建立民盟四中支部的工作任务。当时有个别五十年代参盟的老盟友，思想上不是“恢复盟籍”，认为如果不是盟员，就不会在反右期间被错划。对这两位同志，我足足做了一年多的思想工作，在盟市委苏大姐的协助下，才纠正了他们的想法。

　　1983年以后，我先后发展了四中两位领导参了盟，接着又发展了五中李伯英等三人和龙山中学陈泽泉等三人参盟，使四中支部成员增加到十多人。当时各校民盟支部工作，也列为各校每年评比的条件之一，连续两年石岐四中被评为先进学校，民盟四中支部也被评为先进民盟支部。从1980年至1986年，我多次在民盟中山组织大会上，获得先进盟务工作者的表彰。

　　1983年初我出席了莲峰区归侨侨属代表大会，被选为主席团成员、区侨联常委，并在大会上发了言。仁厚里侨联成立时，被选为仁厚里侨联会主席。

子女们也不辜负父母的期望，都能积极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了一些成绩：大女儿陈莘芝从干校回农业局后，从事研究推广水稻杂交技术，获得县、专区的表彰，被评为韶关专区推广农业技术的先进工作者，曾被评为广东省先进归侨。1983年调回中山，从事教育工作被提升为市二中副校长，并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儿子从玻璃厂回街道搞来料加工工业，取得了很大发展。在区的领导下办了皮革制品厂、手套厂和造纸厂，担任厂长职务。1980年也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且曾当选为第六届中山县人大代表。

　　1986年6月组织批准我离休，我能获得离休，说明党中央按政策给予我的政治待遇，我心中感到满意。离休后，学校仍需要我继续工作，直到1988年夏，才真正离退。

　　1986年夏，学校成立离退教分会，我被选为分会会长。1987年2月，民盟市委派我任光明夜中学领导人之一，这就使我在有生之年为分会和夜校服务。在离退教分会的工作方面，时时刻刻关心老弱贫病的老教师的生活和健康，并及时地把他们的困难和要求向学校领导反映，使他们都能安度晚年。在夜校工作上，除了上英语课外，还负责一些教务、校务工作。夜校办了14年，共培养了三年制高中毕业生180多人，二年制高中毕业生150多人。

　　对有台湾关系的退休老师，我鼓励他们与台湾亲人多联系，坚持统一祖国大业的国策；我还经常利用每周两次返校磋商分会工作时，多接触年轻教师和学生，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在一次师德教育会上，以个人的经历教育年轻教师要爱祖国、忠于党的教育事业。在夜校上课或集会时见缝插针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还通过多渠道联系海外亲友和归国探亲的东马华侨，宣传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国策。

　　1986年8月，我被光荣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86年10月，民盟中山市委推选我出席了广东省各民主党派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服务暨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表彰大会。特别使我受到鼓舞的是1990年1月，我被评为中山市1989年度优秀党员及以后多次获得市教育系统优秀党员和2002年石岐区优秀党员的荣誉。并获得了市两个文明建设和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表彰。这些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我只是做了一些平平凡凡的自己所应做的工作。我希望在离休后的许多年里，积极地充分利用自己的余生，发光发热。

整理人为中山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高级政工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