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由关锦鹏执导，张曼玉、梁家辉等主演的电影《阮玲玉》在香港上映，并一举摘得了众多国内外奖项，从而将阮玲玉这位中国默片时代最著名的影星重新推到了大众视线中。这位祖籍中山的一代名伶，16岁投身影坛，在短短的9年时间里拍摄了29部影片。她所饰演的角色，从女学生、女工、农村少女、妓女，到尼姑、乞丐，涵盖面极广，无论饰演哪一种角色，她都凭借着惟妙惟肖的演技，使剧中人物跃然眼前，动人心扉。

贫寒中成长不自弃

在历史文化名村南朗左步，有一座“怜玉亭”。如果你向村民打听阮玲玉故居的地址，村民会带你走到双壮孙公祠后面不远的一块荒地，并指着这里说：“这是她们家的地，但是她没在这里住过。”

1910年，原名阮凤根的阮玲玉生于上海普通工人家庭，父母早年跟随着香山移民潮从左步来到上海谋生，家境贫寒。她幼年时父亲染疾而亡，母亲为了养家糊口外出打工，给大户人家做佣人。

小小的阮玲玉在母亲帮佣的张家度过了她的童年时期。张家是上海有名的富商，家中有很多佣人。母亲烧饭时她帮着择菜，母亲扫地时她帮着抹桌子，就这样，阮玲玉在深宅大院的张家度过了整整9年时间。在张家人的眼中，阮玲玉只是一个佣人的女儿，一个小佣人而已。阮玲玉在张家人的轻视中长大，因而形成了她敏感、好强的性格。阮玲玉成年以后，从不提起她母亲的职业，其实这也是她母亲从小对她的叮嘱。

阮玲玉的母亲每天从早到晚干苦活、累活，养育孩子长大。1919年，阮玲玉的母亲还求了张家老爷（张家老爷是崇德女校的校董），让阮玲玉以半价的学费进入美籍传教士创办的崇德女校。母亲从牙缝中省钱出来让她念书，这在当时是极少有的。那时中国农村妇女文盲率超过九成，一般来说，就算是有钱人的女孩，读个中学也就顶天了。以当时女性的标准，阮玲玉的教育程度已经高于普通的女电影演员，这也是她后来在演艺生涯中从容不迫、得心应手的重要原因。

演尽女性角色，遍尝人间百态

1925年，阮玲玉的母亲被雇主解雇，而15岁的阮玲玉也已经成长为五官端正、皮肤白皙、身材高挑的美人儿。当时，明星电影公司正在招考年轻女演员。为了找到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母亲，阮玲玉在张家大公子张慧冲的鼓励下，抱着试一试的念头去应试。虽然当时人们喜欢看电影，但还是认为演员是不太体面的职业，所以那时电影界的女演员很少。因为没有别的选择，阮玲玉没有和母亲商量便走进了招考演员的考场。当时电影公司正在筹拍电影《挂名夫妻》，想寻找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演员扮演新娘。阮玲玉眉宇间的清秀和书卷气让导演卜万苍一眼相中，“她就像有一种永远也抒发不尽的悲伤，惹人怜爱”。出演《挂名夫妻》为阮玲玉赢得了不错的口碑和观众缘，那悲戚的眼神征服了千万人的心，她从而开启演艺生涯。同年，她与杨耐梅、郑小秋联合主演剧情电影《北京杨贵妃》，在片中饰演能歌善舞的交际花杨小真。此外，她还与丁子明搭档主演了剧情电影《血泪碑》。

《三个摩登女性》海报图

进入电影界后，阮玲玉更是迷上读书，最喜爱《邓肯传》。美国舞蹈家邓肯成了阮玲玉的精神力量。她从邓肯身上看到某种力量，且希望能像邓肯那样自由地表达。当时还处于默片时代，故事的展开全靠演员的演技，阮玲玉很快就用惊人的表演才华征服了导演。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恰如其分，所有内心的独白都能通过肢体语言表现得清清楚楚。1930年，她进入联华影业公司，主演该公司的创业之作《故都春梦》。她在剧中扮演妓女燕燕获得了成功，她精湛的角色创造和真挚的表演奠定了她在影坛的地位。这部电影在当时粗制滥造的电影界让人耳目一新，也成为阮玲玉里程碑式的作品，由此她转向了有思想深度的艺术电影。接着，她又出演了孙瑜导演的《野草闲花》。从1930年开始，她出演的角色受左翼文艺影响，如《三个摩登女性》《恋爱与义务》《小玩意》等。《三个摩登女性》在1933年成为轰动一时的作品，于1935年为美国纽约影业公司以重金买去，在美国公映时，开映期延长至半个月，纽约各家报纸盛赞中国默片含意深远，并有时代革命色彩。阮玲玉凭借出色的演技，成为当时中国影坛名副其实的第一女影星，这时候她才20岁。

从16岁到25岁，阮玲玉的演艺生涯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是反映社会现实的通俗电影，主要扮演堕落的女性和各种压迫性的角色；后期主要扮演各个社会阶层的女性。这两个阶段，阮玲玉出演了29部电影，尝试了几乎所有的女性角色，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社会观念的落后，对阮玲玉的批评和侮辱也不少。阮玲玉出演的《三个摩登女性》和《小玩意》，以及其表演最高峰的《神女》，都体现了阮玲玉对时代的思考，体现了阮玲玉对女性解放的理解，“演员应该是疯子，我就是一个”。她将自己对命运的理解赋予电影，把全部感情寄托于电影。她在银幕中塑造的各类女性形象都在追求男女平等、自由独立的女性主义意识，给敏感、保守、仅仅追求安定生活的她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影响，也为社会风气的改变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求而不得，失了奋斗的勇气

阮玲玉饰演的女性角色基本上都脱离不了悲剧的结局，这多少也是她感情生活的投射。阮玲玉与张家四公子张达民和富商唐季珊的情感纠葛，让她深陷官司纠缠和社会舆论攻击的漩涡，苦不堪言。

1934年推出的《新女性》，是阮玲玉最后的绝唱。主人公韦明是一个旧家庭叛逃出来的新女性，忍受许多苦痛之后，即将死去，但时代的新风快要到了，在《新女性》嘹亮的歌声“不做奴隶，天下为公！无分男女，世界大同！新的女性，勇敢向前冲”中奋力呼号“请救救我，我要活！”阮玲玉在这一场戏中，情绪失控，摄像机停止时，她还坐在那里哭泣。《新女性》上演后遭到了疯狂的舆论攻击。这时，张达民又过来赖着阮玲玉要钱，否则就将其告上法庭。张达民讹钱不成，就唆使小报记者恶意中伤她，激起了整个社会对阮玲玉的敌视、奚落、嘲笑。阮玲玉拍完电影一反常态，盛装打扮出席了电影公司举办的宴会后，回到家中写下“人言可畏”的遗书，服安眠药自杀，她的生命永远停留在25岁。

1935年3月8日，《纽约时报》报道了阮玲玉的葬礼：20多万居民自愿前来送葬，队伍排成长龙，灵车所经之处，人山人海。阮玲玉本来有希望成为中国银幕上第一个“开口说话”的人，怎奈此时离世。鲁迅先生特为此撰写杂文《论人言可畏》，对旧社会舆论恶势力逼死阮玲玉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评。导演孙瑜说：“恋爱的幻灭，康健的消失，都不足以杀害阮玲玉。我觉得她的死，是因为没有一个知己，使她在摸索中感到孤凄和失望。她再也没有奋斗的勇气了。”

事隔多年以后的1992年，香港导演关锦鹏让阮玲玉重新“复活”，由张曼玉出演《阮玲玉》。张曼玉带着另一个女人的故事，创造了奇迹，她不仅拿下了金像、金马两项大奖，还荣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银熊奖等。彼岸的阮玲玉，今世的张曼玉，在光影中相遇，她的徘徊、落寞、挣扎，再一次横陈在世人面前，述说着未完的传奇。而她故乡的人们也创作了塑像，高悬在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厅堂内，以供后人瞻仰，追忆她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