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30日，凤凰花开的时节，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在暨南大学行政楼二楼会议室举行简朴又隆重的成立大会，广东省委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梁灵光，广东省副省长兼暨南大学校长杨康华，广东省侨联主席蚁美厚等出席了大会。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以下简称“广东侨史学会”）的成立，吹响了中国侨史研究事业的进军号角。同年底，全国性的华侨历史学会——中国华侨历史学会也宣告成立。转眼间，两个学会都到了“不惑之年”，但真的要回顾四十年来广东侨史学会走过的道路，脑子里的记忆却如断了线的珍珠一样，需要一条红线将它们一颗颗串联起来。

一辈子

1982年夏天，广东侨史学会成立后第二年，我从暨南大学毕业，组织分配我留校在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工作，从此开始我与广东侨史学会一辈子不变的“情缘”。

说起首次与广东侨史学会交往还不是因为华侨研究，而是因为东南亚研究。1983年8月，第二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在广州召开，地点在站前路的交易会招待所。我被朱杰勤老师叫去帮忙，跟着广东侨史学会的李真等人后面做会务，包括到广州火车站接人等。那个时候专门做华侨研究的人很少，多数是做东南亚研究的兼做华侨研究。所以，这次东南亚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众多前辈。三年之后的1986年9月，我随朱杰勤老师、金应熙老师、黄重言老师等坐飞机到广西南宁参加第三届中国东南亚研究会年会，这次我是作为代表参加会议，因此认识了更多的学者，包括同辈学人。

▲1981年，广东华侨历史学会成立（前排右起：杨康华、蚁美厚、孙孺、廖钺）

回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时候，做研究基本上“自带干粮”，没有经费，但大家的热情还是蛮高的。那时的广东侨史学会，学术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多批海外华人学者应邀到广东访问讲学，广东表现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气概。广东省侨联和广东侨史学会的领导都非常重视侨史研究，副会长廖钺和秘书长李真更是身先士卒，贡献良多，他们除了筹划学会工作联络学人外，还自己动手撰写文章，李真与吴行赐合写的《“金山客”回唐山择偶成亲现象剖析》荣获广东省第三次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优秀论文二等奖。在广东侨史学会成立十周年之际，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发来贺信，指出全国30个地方侨史学会广东占了三分之一，中国出版的一百多部侨史著述广东学者占了三分之一，广东在侨史研究和现状研究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开展学术活动是学会的生命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侨史学会经常召开会议，那时的学者都很珍惜交流机会。我在八十年代后期参加比较多，到后来更是“逢会必到”，而且从会议的参加者“转型”成会议的组织者。

▲1997年5月，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举办“侨联团体的历史、现状及发展前景”研讨会

1998年，我担任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负责人后，大力加强与广东侨史学会的合作。如因应亚洲金融危机的问题，我联合侨史学会在暨大举行“东南亚金融危机与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广东省侨联和广州市侨联领导应邀出席会议，他们觉得这种务实的快速反应会议形式很好。1999年8月4日至7日，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和广东侨史学会联合在广州华夏大酒店举办“海峡两岸‘华侨与抗日战争’学术研讨会”，中国台湾方面来了二十多名代表，阵容强大，我们研究所与中国华侨历史研究所是会议的协办单位。

▲在“华侨与抗日战争”研讨会闭幕式上，笔者与台湾华侨协会总会理事长张希哲（右）交换纪念物

这次会议的成功举行，激发了我“做大做强”的想法，我向侨史学会提议举办一次国际研讨会，因为侨史学会成立近二十年还没有举办过国际会议。我的建议得到广东省侨联时任主席古华民的支持，并让我做会议筹办工作。2001年12月9日—10日，广东省侨联、广东侨史学会主办的“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在广州花园酒店举行，来自美、加、日、澳、新、马、印尼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等地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采取学者和社团侨领一起开会的模式，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取得圆满成功，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这也是迄今为止广东侨史学会主办的唯一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就广东来说，1985年启动的《广东省志·华侨志》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最大的侨史工程，广东有40个市县成立华侨志编辑室或编写组。当时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也承担了部分任务，其中分给我写的是海外华文报刊一节，这是我第一次具体承担侨史研究任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北京大学周南京教授启动《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撰工作，其中的《中国侨乡卷》由方雄普、冯子平担任主编，他们将各省的条目分到地方侨联，广东省侨联接到任务后安排我担任《广东篇》的主编。为了做好此项工作，在广东侨史学会秘书长黄世展的策划下，1994年我们在东莞召开全省编写工作会议，并请方雄普主编莅临指导。主编《中国侨乡卷·广东篇》是我第一次与广东侨史学会的深度合作，这项工作持续时间长，涉及侨乡多，对我来说，在此期间通过侨联系统收集到大量第一手资料是最为珍贵的。我认为，侨乡研究是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建立学术优势的重要着力点，因此积极向侨史学会建言，主张为侨史学会提供专项经费，资助学者开展侨乡调研。这个呼吁得到了回应，1994年广东省侨联批了几万元资助侨乡研究，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老师因此到珠江三角洲调研，1995年1月侨史学会为此专门召开侨乡调研座谈会，总结调研工作经验，这次调研的成果后来发表在《侨史学报》上。

▲笔者（右一）参加1994年《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写工作会议（左一为黄世展，左二为方雄普，右二为钟汉波）

1993年广东侨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选举我担任副秘书长和《侨史学报》副主编之后，我与侨史学会的互动明显频密起来，侨史学会但凡关于学术问题的事情差不多首先找到我。其中有两件大事：一是大约在1999年，时任广东省侨联书记王善荣来我家和我探讨编写中国华侨史的事宜；二是广东省侨联主席陈毓铮在上任后不久设想用五年时间、花五百万搞一部大部头华侨史，也是首先找我座谈论证。由此看来，我后来担任《广东华侨史》主编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悠悠岁月里，我与广东省侨联具体负责侨史学会事务的黄世展、陈维善、司芳、杨春华等部长们成为友好合作的“小伙伴”。我到侨史学会“上落”的地点也从侨光路、明月路到体育东路。我寻思，能与广东侨史学会保持几十年不间断好交情的学者除了我之外应当没有第二人。

《侨史学报》

一个学会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园地。广东侨史学会成立之后，于1981年11月创办《广东华侨历史学会通讯》，名虽叫通讯，实则是杂志，先后编辑出版了10期。1985年9月，《通讯》改名《侨史学报》，成为广东侨史学会的会刊。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侨史学报》的黄金时代，在那个时候，一方面广东侨史学会拥有一个精干的编辑部，一方面社会还没有什么核心刊物之说，甚至有没有刊号都无所谓，所以《侨史学报》收得到较高质量的稿件，成为国内外学者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除了《侨史学报》之外，广东侨史学会还推出了三辑《华侨论文集》。可是，因学会编制被取消等原因，《侨史学报》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曾经一度没有正常出版。

▲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出版的会刊和学术论丛

1993年广东侨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决定重组《侨史学报》编辑部，我和袁丁、廖小健三人出任《侨史学报》副主编，轮流坐庄编辑刊物，组织稿件、编辑排版都是我们自己“一脚踢”。但令人头疼的是，由于高校开始注重刊物的身份等级，《侨史学报》因为没有刊号，组稿非常困难，本来应该是每年四期的，实际上最多半年出一期合刊。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广东省侨联决定停止编辑出版《侨史学报》，改以出论文集的方式，名称就叫《广东侨史论丛》，时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钟汉波和我当主编。2006年，广东侨史学会将2001年举行的国际会议论文编辑出版，即《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主编是时任广东省侨联副主席、侨史学会会长区德强，我和时任广东省侨联文化部部长陈维善是副主编。此后，广东侨史学会再也没有编辑出版什么学术研究成果了。

回顾《侨史学报》的历史，颇多感触。广东原来有两本刊物，一本是《侨史学报》，一本是广东华侨华人研究会会刊《华侨与华人》，这两部杂志一直没有转成正式的学术刊号，导致最后暗淡收场，这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

四十年来的广东侨史学会，风风雨雨，有起有落，但最初还是赢在了起跑线，从第一届名誉会长梁灵光、梁威林、杨康华、叶选平、郭棣活、蚁美厚、黄焕秋、徐绳周、谢文思的名单便可知道那是广东侨史学会妥妥的高光时刻。

2018年12月28日，广东华侨历史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

起初，广东侨史研究的力量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高校的科研人员；二是侨联侨办干部；三是地方上的侨史爱好者和侨刊乡讯编辑人员。高校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其他高校零零星星。暨南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力量也就来自三个研究所，即暨南大学华侨研究所、东南亚研究所和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广州无疑集中了广东的侨史研究力量。汕头大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异军突起，1993年11月汕头大学举办了“世界华侨华人经济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一百多人参加，堪称盛会，可惜后来队伍解散了。倒是成立于1991年的潮汕历史文化中心，稳扎稳打，既有办公大楼，也有研究人员，还编辑出版一大批研究成果，经常举行学术研讨会，发布研究课题，评选优秀成果等等，在广东甚至在全国都是一个独特的研究机构和重要的民间研究力量。在广东省内，五邑大学在2000年后其侨乡研究开始发力，借助建设江门五邑华侨华人博物馆和开平碉楼申遗工作，五邑大学的侨乡文化研究走上迅猛发展的康庄大道，终于成为侨乡研究的重镇。韩山师范学院和嘉应学院十几年来在地方侨乡研究和华侨华人研究也取得明显的进步，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和梅州市华侨历史学会前几年整装之后再出发，广东三大侨乡再次形成三大研究中心，并呈现出强劲的可持续发展态势，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2019年，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七届二次理事会议在汕头大学召开，与会人员留影

回想广东侨史学会成立之初，会员以中老年为主，年轻人不多，但归侨侨眷身份的学者和干部不少，这是广东侨史研究队伍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他们有海外的生活体验，对华侨研究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受市场经济的冲击，曾经热闹的侨史研究显得发展乏力，侨史研究无用论蛮有市场，一些地方侨史学会名存实亡。2000年以后，随着国家对社科研究支持力度的加大和研究生培养规模的扩大，从事侨史研究的专业人员逐步多了起来。2012年底启动的《广东华侨史》编修工程，资助一大批学者立项开展广东侨史研究，此举大大扩大和增强了广东的新兴研究力量。近些年来，各个高校注意引进海归人才充实研究队伍，从而进一步改善了队伍人才结构。到2018年广东侨史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会员中年轻的专业人士占了很大比例，地域分布更加广泛，学科背景更加多元，广东侨史研究人员结构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2021年10月16日，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举办“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专题研讨会

2018年以来，广东侨史学会坚持以学术会议作为抓手凝聚力量，以轮流在各地合作开会作为支点推动学会的工作。本来打算要举行一次座谈会，出版一本《广东侨史四十年》论文集来纪念广东侨史学会成立四十年，可惜因种种原因没有办成，遂以回忆短文的形式来纪念。希望大家一起来串起记忆的珍珠。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虽然前进道路上还有很多困难，但鲜花已然绽放在蜿蜒的路上。

作者：张应龙（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