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山到中山

香山之名一源香山岛，二源五桂山上的沉香，而中山市之名则源于世纪伟人孙中山。

因此，香山是一座自然的山，中山更多是一座人文的山。

据北宋地理学家乐史编撰的《太平寰宇记》记载：“香山在县南，隔海三百里，地多神仙花卉，故曰香山。”清代的史学者认为，香山县因五桂山上有许多神仙花卉，香飘四溢而得名，这与古代民间的传说及古籍所述是吻合的。

1982 年，调查发掘发现了中山境内史前和先秦、春秋战国、两汉等时期的古遗址较集中在南朗镇一带，如在龙穴村、泮沙村、崖口村、下沙、平顶等地方。从这些古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大都分布在五桂山周围。《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一书称：“珠江三角洲是在三次海侵和三次海退的过程中发育起来的，这是珠江三角洲形成、发育、演变的基本过程；而海侵、海退的交替，是全球气候变迁和海平面升降变化的结果。”在这个演变过程中，中山全境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受过三次全面的海侵和海退的冲击。这个时期是距今7500―5000年著名的大西洋海侵期。由此可见，当时的五桂山是位于南海珠江出海口海域上的一座孤岛，上有海拔530米的最高峰，其山麓有山体形成的多曲折海岸和大海湾。海湾岸边是河流冲积和海浪沉积形成的沙丘、沙堤。南朗多处古遗址和历史遗物就是在这些地点发现的。这就证明早在5000年前，古代的中山南朗居民已知舟楫之利，从居住的海滨渡海到附近海岛上居住（如现在的珠海淇澳岛等），进行打鱼捕捞生产劳动和生活。

以南朗龙穴遗址为例，其遗址原是伶仃洋西海边一片大沙丘，位于南朗镇东边龙穴头村北面，东面离海边2.5公里。1990年12月，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山市有关方面共同发掘了龙穴遗址。遗址堆积的第三层是距今5000多年新石器时代晚期前段的文化层。该遗址的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的磨制石器，如石锛、石斧、石锤、石饼、砺石等器物；还有完整的彩陶圈足盘和彩陶碗、夹砂陶釜、陶器座、陶拍、陶支脚等器物。崖口村出土的彩陶器物来分析，它们均是古代南朗居民用来盛放食物和煮食的器皿。崖口村正处于这一沙丘地带上，具同一历史属性。

众所周知，距今6000―4000多年的黄河流域仰韶文化时期，彩陶器是最常见的古代人生活器皿。凡是该地区这个时期的古遗址中，彩陶器或彩陶器残片俯首可拾。但地处岭南的广东，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迄今为止，仅在粤东海滨和珠江三角洲南端海滨及岛屿，还有珠江三角洲顶端的高要广利蚬壳洲遗址中有少量彩陶残片出土。崖口周边地域沙丘古遗址考古发掘所得的完整彩陶器及较完整的彩陶器竟有五六件之多，实属难得。考古学者们常常通过分析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形制特点和遗址周围环境来判断当时古代人群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从遗址的周围环境来分析，当时的遗址是海边一段沙堤和沙丘，面临海湾，背后是低山岗，西部是五桂山。为此，我们推测距今5000多年，居住在这一带的古代居民，其生产活动主要是以捕捞海上的鱼虾贝类和在森林中狩猎为生，其古代文化具渔猎文化属性。

考古学者还惊喜地发现在这一区域内的崖口及翠亨下沙附近的海边沙丘中，有一件黄釉面陶圈足壶，该陶器的器表拍印有条纹，器腹部刻有“口”符号，这是一件粤东浮滨类型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皿。该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区在粤东和闽西南，年代约相当于商代中晚期。这么完整的拍印条纹釉陶壶，尚未在珠江三角洲中心地域发现过。正是这些看来不起眼的文物，证明了早在3000多年前，粤东地区的古代居民就已懂得乘木舟沿着浅海区向西到达珠江口附近一带的海岛和陆地活动。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距今约3500年夏商之际，也有人类在其周围居住，从事生产活动。

据此可见，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中山只是珠江口伶仃洋上的一众岛屿，陆地范围仅包括今中南部五桂山脉一带的山地丘陵。土著古越族人在此渔猎、生活。之后的几千年，西江和北江不断奔流向海，河水挟裹着大量泥沙，流经香山岛时被阻挡，流速减缓，泥沙淤积，经年累月，形成一片片沙洲。

从宋代开始，香山岛以北的石岐海，其西边已有沉积的沙面浮露。到元代末期，被流水相隔的沙面，细数之下，有十八块之多，被称为“西海十八沙”。在明代，香山岛东北部的沙洲不断增多，发展成为一大片冲积平原，被称为“东海十六沙”。明代末期，“西海十八沙”和“东海十六沙”的各块沙洲，由于泥沙不断淤积而缩短间距，最终连成陆地。

正是这座远古之香山岛，即今日之五桂山，连缀起一部城市发展历史的“山海经”。

五桂山

香山岛——五桂山，既是将中山与海洋隔断的天然屏障，又是通过岐澳驿道、城桂路连接海陆的桥梁。

光阴不居，朝代更迭。香山自南宋立县绵延元、明、清、民国。1925 年，香山县因纪念推翻2000多年封建帝制的香山人孙中山而更名为中山县，后于1988年升格为地级市。从此，这座中国唯一以世纪伟人命名的城市被赋予了更多的人文内涵。

中山底色红黄蓝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城市底色。

中山市是中国唯一以伟人名字命名的地级城市。无疑，孙中山、孙中山文化是这座城市的灵魂，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品牌。这是从人文的角度说。而从地理上说，中山古称香山，当时包括现在的中山、珠海和澳门，其最具特色的是咸淡水文化。珠江的八大出海口，有五个在香山地区，珠江水源源不断地从香山地区尤其是中山的广大地区缓缓流过，在南海与太平洋交汇、碰撞、交融。江水是淡水，海水是咸水，江海融合，就在这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咸淡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水代表的是大陆文化，海水代表的是海洋文化，如此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咸淡水文化。

由此，有人曾经将中山的城市底色定位为“红黄蓝”三原色。“红”，是“中国红”。中国红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皈依，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对日神虔诚的膜拜。中国红吸纳了朝阳最富生命力的元素，太阳象征永恒、光明、生机、繁盛、温暖和希望。中国红是中国人的魂，尚红习俗的演变，记载着中国人的心路历程，经过世代承启、沉淀、深化和扬弃，传统精髓逐渐嬗变为中国文化的底色，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积极入世情结，它象征着热忱、奋进、团结的民族品格。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作为有着广府、客家、福佬族群，以及新时期新移民群体的中山市，在血液里流淌着“中国红”。

“黄”，则是黄土地所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是中华文明成果根本的创造力，是民族历史上道德传承、各种文化思想、精神观念形态的总和。中华传统文化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作为主体，还有庄子和墨子的思想、道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多元文化融通和谐包容的大体系。中华传统文化亦叫华夏文化、华夏文明，是中国56 个民族文化的统领，流传年代久远，分布广阔，被称为“汉文化圈”。

分析今天中山城市底色的缔造者，其主体无疑是秦汉以来的移民。而真正意义上的粤人即最早的岭南土著人，不管是相貌、身材、语言或是生活习惯、性情性格等方方面面与当时的中原人是有很明显的区别的。只不过，后来历史上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中原人向南迁徙，出现“与越杂处”现象，情形才发生了变化。最早的一次中原人大迁徙发生在秦朝末年，主要有中、东、西三条路线，中路是从江西凿梅关古道越五岭而至广东南雄，西路是从湖南潇湘与灵渠水路而至广西、广东，东路则是由闽、浙等沿海而达南粤。秦之后，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六次人口大迁移，如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衣冠南渡”，8世纪安史之乱时大批北方居民南下逃避战乱，北宋末年到南宋时期大批人口迁居偏安江南继而南下广东以及明初山西大移民等等，都对岭南、广东的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影响。

但最重要的当属秦末秦始皇手下大将任嚣带领大军凿通梅关古道平定岭南这一次。当年，任嚣在现在的广州城隍庙一带建起了一座番禺城，南下的秦军将士被安顿在番禺城。这些秦

军将士大部分是五大三粗的北方汉子，而随军女性甚少，当年行军打仗的时候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现在一旦安顿下来，什么起居饮食、洗衣缝补等日常生活问题，甚至生儿育女等问题接踵而至，困扰着这群北方汉子。面对这些问题，当时任嚣手下有个副将名叫赵佗，也就是后来人们都熟悉的那个南越王赵佗，他想出了一计，什么计呢？

按《史记》记载，赵佗“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即是说，原来赵佗要求的是三万未嫁女子，而秦皇帝只应承给一半，即一万五千人事实上，后来陆续南迁者远不止这个数目。其中除了有大批的女子之外，还有不少商人及其家属，以及被贬谪的官吏、犯人等。人数有几十万之众，这个就是史称的第一次“谪戍移民”，此举开启了中原人与粤人和平相处、繁衍生息的新纪元。

广府、客家、福佬文化的根源都是中原文化，以及中原文化与古越文化结合产生的新文化。新移民文化，更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无缝传承。因此，“黄”也是中山的底色之一。

“蓝”，代表海洋文化。海洋文化是源于海洋而生成的文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有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如海洋民俗、海洋考古、海洋信仰、与海洋有关的人文景观等都属于海洋文化的范畴。

中国的陆地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海洋面积为300万平方公里左右。五千年文明产生了伟大的中华文明，其中包括以汉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了最早走在全人类前面的海洋文化。从国土面积和分布情况看，国内城市的底色大多与“红”“黄”有关，与“蓝”有关的城市则是少数，而且都在沿海地区。而中山，就是这少数中的佼佼者。在“红黄蓝”三原色中，中山的蓝色底调更为丰富、更为特别、更为显著。因此，我们认为中山最重要的城市底色应该是“蓝色”，而且应该是浩渺海洋的那种“蔚蓝色”。

据考证，新石器时期这里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了。这里所发现的沙丘遗址和出土的文物，都有海洋文明的印证和特点。远古时期，香山地区均为珠江出海口和南海之滨的一些散落海岛或群岛。秦汉时期开始，这里的先民就与海洋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秦汉以来，尤其是宋、明、清时代，香山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以十字门为标志的澳门，更在清代后期替代广州闪耀出海上丝路最后一段的辉煌。而在沿革上，香山在南宋时期之前，属东莞县辖。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因为多为海岛，交通和管理极不方便，以原香山镇为基础，又割南海、番禺、新会三县滨海地，建立了香山县。当时的香山县，包括了现在的澳门、珠海。随着时空的变迁，澳门、珠海先后从香山分离出去了，因为伟人孙中山的缘故，香山县也改名为中山县。今天的中山，虽然原来的浩瀚海洋已经因珠江的千百年淤积成为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让人们难以想起以往的烟波浩渺，然而，当你走进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仔细翻阅这里许许多多的地名，都很容易找到当年海洋的各种印记。因海岛而建县，这在中国是极少的，在当时也许是唯一的。

因为近海的缘故，香山地区历史上出现了两个特殊群体，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一个群体是华侨。大概在一千年前，香山就开始有人到东南亚地区创业，到了清代中后期进入高潮，并逐步覆盖到北美、南美、欧洲地区。一代一代的华侨筚路蓝缕、含辛茹苦，以勤劳、鲜血甚至生命为当地的开化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又为家乡和祖国带来了财富。

据孟虹所著的《中国人在柏林》记载，第一个旅居德国的华人是 1792 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冯亚星（从前根据德文 Assing 也翻译为“亚生”）。他的父亲是星相家，他的伯父是清朝时期主管广东海关的洋务大臣，因工作之便认识了许多欧洲船主、船长，而且关系处得挺好。冯亚星沾伯父的光，小时候就有机会到那些外国船上去玩，甚至跟着货船到国外去旅游。

1816年8月3日，24岁的冯亚星登上荷兰船主 Lasthausen（一作“Lusthausen”）的海轮，第三次前往欧洲。他先到位于大西洋南部，远离欧洲大陆的圣·赫勒拿岛。这正是一代战争巨人拿破仑经历了滑铁卢之战后的流落之地。冯亚星精通数国语言又善烹调，成为拿破仑的厨师，伴随拿破仑走过生命的最后岁月。

1821年，拿破仑去世后，冯亚星离开了圣·赫勒拿岛来到伦敦，之后在1823年转去德国，同去的还有他的老乡（兄弟）冯亚学（Haho），成为中国最早到德国的华人。两人来到柏林，住在贝伦街65号。兄弟俩身穿中国服装，在里德里希大街靠表演二胡、中国功夫和中国书法谋生。遥远神秘的东方人和美妙的广东音乐使德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东方文化，德国著名诗人海涅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他在观看冯氏兄弟表演后的激动心情。一位德国著名的雕刻家特弗里德·沙多曾给冯氏兄弟画过一幅肖像画。画上还有兄弟俩的德国妻子。现在这幅画像已经成为冯氏家族后代们凭吊宗族的念物。

“汉学之父”威廉·夏特（Wilhelm Schott）资助冯氏兄弟，与他俩一起研究“汉语语言精髓”长达 3 年。1826年，冯亚星和冯亚学在波茨坦出任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王宫的“宫廷茶道师”。这其实是个虚衔，为的是让冯氏兄弟领取与这职务同等丰厚的工资而从事交流活动。1828―1829年，冯氏兄弟将6篇宗教文献翻译成中文，其中《圣经·新约》的手稿至今仍保存在德国国家图书馆中。冯亚星在国内有原配妻子，但因长期分居，他在1826年4月2日与18岁的德国少女克拉拉结婚，婚后生下二子一女。其后代分别居住在德国、西班牙等地，现在已是第七代。1829年，冯亚星在外漂泊13年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到家乡，看望了他在家乡的妻子、儿子、孙子，但他只住了14天，又再次漂洋过海，继续他周游世界之旅。冯亚星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自豪地写道：“……我是整个世界的自由之子，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这次，他先后到过伦敦、爱丁堡、利物浦、非洲的好望角、美洲的新奥尔良，然后不知所终。

冯亚星的妻子克拉拉去世后，普鲁士国王为冯亚学在波茨坦建了一座别墅，供他和冯亚星的后代居住，以便照顾。这幢别墅如今还保存着，成为珍贵的中德文化交流见证。

改革开放之后，华侨成为中国进步发展最早的投资主力和慈善主力，给家乡和祖国带来了许许多多先进的理念和文化。目前，香山在海外的华侨华人已近100万人。

第二个群体与第一个群体有关。因为华侨，香山人最早睁眼看世界，因而产生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个个伟大的人物。如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他促成的官派留学造就了许多精英分子；郑观应，他的商战思想深刻影响了孙中山、毛泽东；杨匏安，他在全国最早介绍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香山为中国贡献了政治、经济、商业、教育、文化、军事等各个方面的伟大队伍。这些伟大的人物，这个伟大的队伍，更为中国提供了伟大的思想，这就是以孙中山推翻帝制、振兴中华、民主共和、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以及孙中山文化，是中国海洋文化最典型、最杰出的代表。

因海而兴，香山成为中国近代史、近代文化的伟大摇篮，成为中国最早提出“中国梦”的地方。

说到这里，我们要将“香山”改为“中山”来叙述了。

因为近海的缘故，即使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中山人也能享受到海洋的好处而比内陆地区日子过得好一些。1929 年前后，中山还曾经是全国的模范县。即使在闭关锁国、“三年困难”时期，因为河网纵横，渔产丰富，加上骨子里透出的睿智和勤劳，中山人的生活也不至于衣不蔽体、民不聊生。

石岐古城新貌

虽然世纪伟人邓小平为经济特区画圈的时候，没有将中山画进去，但聪明的中山人却巧妙地借助近海的优势，借助与珠海经济特区水陆一体、同文同脉的优势，还是将中山建设得风生水起。不久，中山以沿海开放城市的名义完全融进了改革开放的洪流。深谙务实而不保守、开放而不张扬、创新而不浮躁咸淡水文化内核的中山人，以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市中最少的土地，创造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发展的典范，创造了独特的中山模式、中山奇迹，适宜创业、适宜居住、适宜创新，政治清明、经济发达、百姓富裕、社会和谐、生态优美。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蔚蓝天空下，孙中山的民生思想在18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开枝散叶、根深叶茂，老百姓的脸上洋溢着无比幸福的笑容。幸福中山，和美中山，信然！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

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

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的崇高地位。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以从以下方面来理解和诠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是指孔子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应该包括总结和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另外，这里所说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还兼具两层含义：一个是指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这是政治文化的层面；另一个是指孙中山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新传统，这是历史文化的层面。

“孔夫子”与“孙中山”实际上包含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思想的新旧两种传统。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的“孙中山”，从第一层含义中又升华出第二层含义，即他既是中华传统文明的现代继承者，又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代表者。从这个角度上讲，孙中山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更为突出。“孔夫子”与“孙中山”虽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其间存在着历史的必然联系，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经络。这种历史的联系，这种一脉相承的东西，就是中华传统文化古往今来的延续与发展。在这个延续与发展中，有变化，有改进，还有对传统的革新。“孔夫子”与“孙中山”，一个代表“古代的中国”，一个代表“现代的中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段历史、两个伟人、两种文化，生动而全面地体现了这一历史的经脉联系。这种联系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阶段的区别而涂上了不一样的色彩，却又是始终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是不可分割的血肉与灵魂完美融合的一个整体。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两个方面，因此，发掘、传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也应当包括总结和传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和现代传统。只强调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古代传统，而不顾及继承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现代传统，不发掘两者之间的内在渊源，弘扬其作为以一个整体呈现的中国文明，那都是片面的、不科学的。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虽然表述的是两个时代、两段历史、两位伟人，然而两个人所代表的文化绝不是各自独立的，反而是不可分割的血肉与灵魂完美融合的一个整体。它们一脉相承、前后连贯、互为彰显。因为孙中山也有着极为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含蕴，在这个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孙中山生发和创造了一种顺应历史潮流和世界潮流的现代文化，从而使两者神奇融合，构成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伟大的中华文明。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论述，首先从文化的维度补充和完善了孙中山的形象及作用，或者说是从更高的层面提升了孙中山的重要地位，这样也就为如何进一步研究孙中山，更好地发掘、传承和弘扬孙中山的思想和精神，更好地利用孙中山及其思想、精神为现实和未来服务，打开了一个新的窗口，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

这，就是“孙中山文化”。

2007年，孙中山的家乡中山市首倡“孙中山文化”概念，而后在文化名城建设战略中全面实施“孙中山文化工程”。

孙中山既是一个政治符号，也是一个精神符号、文化符号。孙中山既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政治遗产，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文化遗产。为此，“孙中山文化”这个崭新的概念才应运而生。

“孙中山文化”应该包括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与理论体系、经济思想与社会主张、军事思想与战略战术，以及以上三个方面所蕴含的文化元素，更包括孙中山的文化思想、文化成果和人文遗产。“孙中山文化”的特质是中国近代文化的灵魂，既领导和印证了近代中国甚至世界的文明进程，还将继续印证和引领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文明走向。前者是它的历史意义，后者是它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具有厚重的世界性、人类性价值。

孙中山文化高铁行

必须指出的是，“孙中山文化”的内涵与外延都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全一致的。“孙中山文化”概念的提出，其可贵之处是，走出了原有的纪念、研究的各种局限，一定程度上跳出了纯政治的框框，回到了其应有的人文本原，更丰富了内涵、扩展了外延，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深化和提升，并积极推动我们走出一直以来将孙中山纯政治符号化的僵化认识和误区，进而从人文和“大文化”的角度活化对孙中山资源的开发利用，转而从政治纪念、学术研究、文艺创作、产业利用等方面全方位地开展工作。

“孙中山文化”是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最好的诠释和行动。经过十年的努力，中山市在“孙中山文化”建设上做出了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孙中山文化”已经成为中山市最重要的第一城市品牌，为中山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无可替代的重大贡献。然而，“孙中山文化”仅仅由中山市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孙中山文化不仅是中山市的命题，也是广东省的命题，还是国家与民族的命题，甚至是世界性命题。

我们坚信，随着时间和历史的变迁，“孙中山文化”将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为国家和民族的完全统一，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本文节选自《中山传：伟人故里 千年香山》，作者丘树宏、黄刚，有删节）